她是一名充滿愛心的兒科醫(yī)生，在孩子們此起彼伏的啼哭聲中，她已經度過了２０多個年頭，孩子對她的稱呼也從媽媽變?yōu)榱似牌牛?她還是一位堅強的女性，走過被白血病病魔侵蝕的歲月，她的生命愈挫愈堅；她更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工作者，承接了多項廣東省的科研課題并多次獲獎。 　　【人物名片】 　　于力： 廣州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兒科主任，主任醫(yī)師，兒科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現任中華醫(yī)學會廣州市兒科分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婦幼保健學會常務理事；國際兒科腎臟病協會（ＩＰＮＡ）委員；廣東省兒科腎臟病學會委員；廣州市科學技術協會委員；廣東省《實用醫(yī)學雜志》、《廣東醫(yī)學》編委。 　　１９９７年至今，于力先后承擔廣東省科委、廣東省醫(yī)學科技基金、廣東省中醫(yī)藥管理局基金、廣州醫(yī)學院、廣州市衛(wèi)生局等１０余項重點課題。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進行的“小兒腎病綜合征中細胞因子的作用及臨床研究”中，她的研究成果獲得２００１年度廣州市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以及２００２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她本人曾在１９９９年度被廣州市衛(wèi)生局記三等功獎勵；２００１年度被授予廣州市“三八紅旗手”榮譽稱號；２００３年獲第二屆廣東省巾幗科技創(chuàng)新帶頭人，被授予廣東省“三八紅旗手”榮譽稱號；２００５年被評為廣東省優(yōu)秀共產黨員；２００６年３月獲得“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稱號。 　　【人物•印象】 　　“逮”住于力并不困難，不用外出開會的時候，她一定在病房或者門診，不過要讓她花一點時間來接受采訪，就不那么容易了，因為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作為一名兒科醫(yī)生，她每周二要在專家門診呆上整整一天，這一天要看五六十個小病號，多的時候甚至有七八十人，忙得連抬頭的時間都沒有，更不要說按時下班和吃飯了；作為兒科主任，業(yè)務、醫(yī)療、管理、科研，一項也不能忽略；她還帶了８個研究生，白天忙工作，晚上還要給學生修改論文、制訂下一步的科研計劃。 　　在廣州工作的９年時間里，她申請了廣東省大大小小十幾項科研項目，并且多次獲獎。熟悉她的一位同事這樣說道：“如果一天有２５個小時，那么多出來的那１個小時也一定會被她用在工作上，有時候真的無法想象——一個曾經的白血病患者，怎么能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在于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給了她如此巨大的動力？“我想是因為我喜歡兒科吧，這是我的特色，我舍不得丟掉這個專業(yè)。”——于力對記者說這句話的時候，流露出來的是一種發(fā)自肺腑的真誠，而非豪邁的口號。 　　其實，于力與其他醫(yī)生并沒有兩樣。她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河北人，如果不是一口鄉(xiāng)音未改的普通話，不了解她的人常常會因為她嬌小的身材和說話時婉轉的語氣，誤以為她是在南方雨水滋潤下長大的小家碧玉。她會在辦公桌上放一瓶玉蘭油，空閑時抹一抹；偶爾有空，五音不全的她也會去唱Ｋ，唱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關鍵是自己喜歡。而當她穿上白大褂走進病房的時候，從她身上透露出的是樸素和平實。她曾經自嘲地說：“在兒科，需要的就是愛心，時間長了，我都變得有點婆婆媽媽了。”當她患白血病住院的時候，她也曾經絕望和流淚，“當時，我真的以為我回不來了”。當她回到家里，丈夫的關愛永遠是她最幸福的港灣，“在我病好以后，家務活都是他做的，他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謝他”。 　　【人生畫卷】 兒科的愛心天使 　　　　　　　　　　　　　　　　　　　　　　　　　 　　１９８３年，于力大學畢業(yè)后在河北當了一名兒科醫(yī)生。兒科是一個永遠沒有安靜的地方，家長急，小孩哭，但是作為醫(yī)生，永遠都要面帶笑容。從參加工作到１９９６年赴廣州工作，再到１９９７年被發(fā)現患有白血病，直至治愈后重新投入工作，于力已經記不清治愈了多少孩子，每一件事在她的眼里都很普通，她甚至無法說出從醫(yī)這么多年來令她難忘的一件事，不過她的同事卻向記者講述了被于力“遺忘”的那些事情。 　　兒科曾經有一位名叫黃敏的白血病患兒，在醫(yī)護人員的精心照顧下，經過３年多的治療，她的病情得到了完全緩解，眼看著幸福即將重新降臨，然而不幸的是，她的父親在２００５年也檢查出患有白血病，陰云重新籠罩著這一家子。于力知道后，親自帶著小黃敏的父親到血液科聯系住院事宜，并安排護士長為他們提供了一處免費的住房，以緩解他們的經濟壓力；于力還帶領科室的同事把房間打掃得干干凈凈，并買來了床單和蚊帳等生活用品。在小黃敏的父親住院后，她還經常去血液科看望他，用自己戰(zhàn)勝白血病病魔的經歷來鼓勵他振作精神，這令黃敏一家十分感動。 　　這樣的事情不止一件，于力還曾經為家庭困難的患兒捐款；在天冷的時候，她總會把冷冰冰的儀器暖熱之后再給孩子檢查，這些細節(jié)看起來不足為奇，但是她的愛心卻在這不經意間流露。 　　一般來說，兒科的腎病患者只收治１４歲以下的，年齡大的就應該轉到腎內科，但是于力的病人卻有１５～１６歲的，甚至還有１８歲的，這些都是她的老病號，他們不愿意轉走。于力說，年輕的時候，曾經有小孩叫她媽媽，現在的稱呼已經改成了婆婆。時光荏苒，歲月的流逝讓于力感慨萬千，年輕的時候，日子簡單而快樂，而現在，用一個字形容，除了“忙”還是“忙”。 從中間力量到中堅力量 　　忙，是從讀研究生開始的。 　　１９９２年，于力考取了北京醫(y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yī)學院，以下簡稱北醫(yī)）的碩士研究生，師從楊霽云教授。楊霽云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小兒腎臟病學專家，她曾經在亞洲小兒腎臟病學會擔任理事。楊霽云教授的敬業(yè)和嚴謹給于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時，楊霽云教授白天出診，晚上則逐字逐句地給學生修改論文、指導科研、制訂下一步的工作計劃，這讓于力感觸頗深（現在，作為碩士生導師的于力也和恩師一樣，白天在醫(yī)院忙碌，晚上則審閱學生的文章，常常工作到深夜）。 　　楊霽云教授完全按照博士的標準來要求于力，這對于力以后的工作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那時的她已經３４歲，有家有小孩，而她的課題——《地塞米松對系膜細胞產生細胞因子的影響》在當時又非常前沿，于力不得已把所有的寒暑假全部“貢獻”給了實驗室，以至于回家都成了一種“奢侈”。１９９５年，于力的畢業(yè)論文被第六屆亞洲國際兒科腎臟病會議組委會選中，獲其資助赴香港參會并發(fā)言。出席此次大會的，絕大多數都是工作了多年的研究人員，只有兩位學生，于力是其中之一。 　　１９９６年，碩士畢業(yè)的于力被廣州市第一人民醫(yī)院（以下簡稱廣一醫(yī)院）“挖”到手，來到兒科。那時廣一醫(yī)院的兒科，要么是剛剛工作的年輕醫(yī)生，要么就是即將退休的老醫(yī)生，正處于青黃不接的時期，于力的到來，成為當時兒科惟一的“中間力量”。 　　和于力一起來到廣一醫(yī)院的，是她從北醫(yī)帶來的價值十幾萬元的儀器和試劑。說起這些儀器和試劑，于力止不住有些興奮。當時，北醫(yī)有不少留學歸國人員，他們從國外帶回了一些先進的儀器，而那些被淘汰的舊儀器，甚至一些用了一半的試劑都成為于力“覬覦”的對象。終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幾位相熟的老師“討要”，沒想到老師竟然同意了。興奮的她從中“淘”了不少寶貝，其中最值錢的是一臺老式電泳儀。后來在收拾行裝準備托運到廣州的時候，于力驚喜地發(fā)現，這些一點點收集來的儀器和試劑竟然裝了整整３大箱。 　　當時的廣一醫(yī)院兒科還沒有實驗室，于力四處打聽，終于在一棟舊樓房里找到了一間空房，她把收集來的“瓶瓶罐罐”一一擺好，兒科實驗室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雖然條件簡陋，但是于力已經十分滿足，因為她的課題能夠繼續(xù)進行下去了。 　　１９９７年，于力的科研課題“小兒腎病綜合征中細胞因子的作用及臨床研究”獲得廣東省醫(yī)學科技基金的支持，這是她碩士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繼續(xù)。為了這項課題，身患白血病的于力甚至用生命作為籌碼。而該課題所取得的成果，獲得了２００１年度廣州市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和２００２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并在各級刊物上發(fā)表研究論文３２篇，其中８篇在國際會議上宣讀。　　 　　除了進行科研，于力還在廣一醫(yī)院兒科開展了多項新技術，例如進行難治性腎病和嬰幼兒腎病腎穿刺活檢，開展了急、慢性腎功能衰竭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療法，并成功搶救了數十例小兒慢性腎功能衰竭并發(fā)腎小管酸中毒、尿毒癥晚期患者，使廣一醫(yī)院在兒童腎臟病診治方面達到了國內先進水平，同時她還開展了３例“小兒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的外周血干細胞移植，并獲得成功。２００５年，廣一醫(yī)院的兒科病床使用率為１０８％，而５年前，這個數字僅為６９％。 　　“記得我碩士畢業(yè)時，廣一醫(yī)院的領導曾經說，兒科缺乏中間力量，但是他們更希望我能夠成為中堅力量。”談及這些年所取得的成果，于力這樣評價自己，“我希望我達到了醫(yī)院的要求。” 白血病前不倒的鏗鏘玫瑰 　　 于力的辦公桌上擺著一本日歷，上面密密麻麻地做滿了記號，她每天都有不少事情要做，讓人很難想象，這位任何時候都精神抖擻的女性，曾經遭受過白血病的侵襲。 　　那是她到廣州工作剛剛一年的時候，嚴重的不適迫使她不得不放下工作去檢查，而結果讓人觸目驚心——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 　　“當時，我覺得我這輩子就完了。”身為醫(yī)生，于力知道白血病意味著什么，拿到檢查結果的那一刻，她的心里已經萌生出一絲絕望，“醫(yī)院決定讓我去北京治病，我想我肯定回不來了。” 　　 臨走之前，于力把自己辛辛苦苦“攢”來的實驗室好好整理了一番，然后把儀器、剩余的２萬元科研經費都交給了同事；之后，她又一遍遍交待科里的醫(yī)生，并且在電話機上貼了一張紙條：“假如有病人找我，就說我不在，千萬不要說我病了”——她覺得，醫(yī)生既然是抗擊病魔的戰(zhàn)士，就不能成為它的俘虜。 　　就這樣，帶著一點“一去不復返”的擔憂，于力以病人的身份，回到了闊別不滿２年的北京，住進了北醫(yī)附屬醫(yī)院。她告訴記者，開始的時候，她的內心彌漫著頹廢和絕望，但是那段時間，家人都到北京去照顧她，那份關心支撐著她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 　　曾經有人說過，凡是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