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興奮劑是現代競技體育的一大“頑癥”，楊天樂將他一生的心血灌注到這個領域，為的就是有一天中國不再因為興奮劑丑聞而蒙羞。2006年2月14日在北京FIMS世界運動醫學科學大會的新聞發布會上，楊天樂直言不諱：違禁藥物的誤服已成過去，中國當前的反興奮劑斗爭更為尖銳復雜。 楊天樂 求索路上，不倦不怠 　　 　　1951年，楊天樂進入大連醫學院醫療系學習。有幸在中國共產黨自己創辦的第一所醫學院校深造，一直是楊天樂頗引以為豪的事情。現在，跟記者談起母校的創辦人、著名醫學專家沈其震院長，楊天樂難掩崇敬之情：“沈院長是真正為中國醫學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人。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他從敵占區和香港等地請來不少知名教授，為培養出新中國首批醫學人才打下了堅實的師資基礎。學校的教育質量非常好，很多學生后來都在各個領域脫穎而出。” 　　臨近畢業，楊天樂得到組織上的通知：接受體檢，準備出國留學。全年級140多個學生中，他擁有了四個名額的其中之一。他將被派往匈牙利研習運動生理學。“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完全聽從國家安排，”楊教授說，“從此，我與運動醫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7年5月，楊天樂成為了匈牙利PèCS醫科大學生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師從著名生理學家里夏克院士攻讀運動生理學及運動內分泌學。當時，匈牙利本國的學生都必須經過6～7年的大學課程，然后再工作5～6年積累經驗，成為主治醫師或講師后才有資格考研究生，他們對來自中國的年輕的留學生很不以為然，甚至相當瞧不起。在一次大白鼠腎上腺靜脈插管取血的動物實驗中，楊天樂操作的外科手術做得非常精細，讓在座的老師同事都豎起了大拇指。通過不懈努力，他在匈牙利發表了多篇有關運動與垂體—腎上腺皮質方面的科研論文，并順利通過了所有考試，最終贏得了導師的贊譽和同事們的認可。1961年4月，通過嚴格的匈文論文答辯，楊天樂獲得了醫學科學副博士學位（相當于歐美的博士學位）。在中國派遣的兩批研究生中，他是第一個在匈牙利取得這一學位的中國研究生。 　　畢業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國回家，而當時正值國家困難 時期。 　　 白手起家，從無到有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體育界就希望建立一個自己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但是苦于當時缺乏經費、設備、人才、技術等重重困難，很多人對此望而卻步。1984年北京申辦1990年的第十一屆亞運會，亞奧理事會提出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中國必須承擔亞運會的興奮劑檢測任務。1985年11月國家體委決定籌建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并責成楊天樂具體負責籌建、創辦此中心。 　　一個國家的興奮劑檢測水平是綜合國力和科學技術水準的重要標志，而籌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絕非輕而易舉。 　　只剩下4年時間。在此期間，不僅要實現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從無到有，更為困難的是必須通過國際奧委會嚴格的興奮劑檢測資格考試。楊天樂回國后一直從事運動生理方面的研究，對于興奮劑檢測也是知之甚少，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基本沒有涉足這一領域的專家。“如果中國無法承擔檢測工作，一方面難以向亞奧理事會交待，讓中國人失了面子；另一方面請國外的實驗室完成檢測工作需要耗費大量外幣，開銷太大。”楊教授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楊天樂帶領助手們，到各個高水平的研究單位考察并網羅高科技人才，尋求合作，然后一起到國外實地調查。但是，獲知在3～4年時間內要通過極難的資格考試的具體情況后，這些單位紛紛打起了退堂鼓。幾經周折，最后在中國醫科院藥物研究所周同惠研究員的大力支持與承諾下，總算敲定了合作單位。 　　最初的難關渡過后，其他問題迎刃而解：大膽選拔、吸收、培養、使用年輕科技人才；千方百計建立禁藥的資料庫，搜集極難獲得的標準品及有關試劑；派出去，請進來，吸納國際前沿技術；爭取條件、爭取經費，精打細算、勤儉建設裝備實驗室；不怕疲勞，加班加點，努力工作。他領導下的團隊，隊員們心中有一盞明燈：“依靠自身力量建成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實現重要的歷史突破，開創中國興奮劑檢測新領域，為國爭光。” 　　最大的關卡出現了：檢測興奮劑需要建立標準品庫和陽性尿庫及各種興奮劑的超微量檢測方法。比如康力龍（stanozolol）是受國家管制的禁藥，檢測時需要有康力龍的標準品和陽性尿來對照。但是當時規定的興奮劑種類就有一百多種，不少陽性尿極難找到。國外一般都是高價雇人服藥以獲得陽性尿樣品，這需要大量的經費，并且準確性也不好掌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實驗室的科技人員不顧嚴重的副作用，自愿義務以身試藥，甚至一人服用多種藥物。“當時有人嘔吐、休克，還有送往醫院搶救的，但他們都堅持了下來。”有了完整的陽性尿庫，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的建成似乎指日可待。 　　從1986年3月到1989年11月，經過國際奧委會5次預考和一次正式考試，實驗室終于通過了國際奧委會興奮劑檢測資格考試，成為當時世界上第20個、亞洲第三個、發展中國家第一個國際奧委會確認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歷時3年8個月，僅用了過去發達國家建成同等實驗室時間（6～8年）的1/3。1990年北京亞運會，組委會的興奮劑檢查中心（興奮劑檢測中心是它的主要組成部分），出色地完成了亞運會部的興奮劑檢查任務，包括準確地將國際奧委會進行質量控制的5個陽性控制尿樣全部檢出。開創了由主辦國獨立承擔完成此項任務的亞運會歷史，也為我國節約了40萬美元。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及國際興奮劑檢測權威多尼克教授在視察了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后，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與贊譽。為此，1990年檢測中心受到了國家體委、衛生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嘉獎表彰，并發給獎金三萬元，而當時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獎金僅一萬元。 　　 榮譽面前，居功不傲 　 　 　1997年在全國政協大會發言 　　隨著新的興奮劑不斷出現，檢測技術也飛速發展。國際奧委會每年都要對它所承認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進行嚴格的資格復試，復試的難度非同尋常。近10多年來，不少國家的十多個實驗室，曾先后因資格考試不合格被降格，由第一類實驗室降為第二類實驗室或被取消檢測資格，其中不乏科技、經濟發達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瑞士、丹麥、澳大利亞等。1994年，日本東京和韓國漢城實驗室曾被取消檢測資格，但是，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建成以來連續16年通過資格復試，始終保持著國際一類實驗室的資格。 　　在完成各類體育賽事興奮劑檢測任務的同時，實驗室人員從沒有忽視科研工作。楊天樂是我國最早從事運動內分泌方面研究的學者之一。1964年由他改良的“血乳酸超微量分析法”，被我國體育界作為經典分析方法廣泛采用，對推動我國運動員訓練監控及血乳酸的研究起了積極作用。20世紀80年代前后，他作為課題組長之一、第一完成人所完成的《我國優秀青少年運動員科學選材研究》為我國運動員科學選材打下了良好基礎，填補了國內空白。這項成果1985年獲國家體委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987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40多年來，他先后在國內外發表科研論文近100篇（包括合作完成人）。2004年他被中國生理科學會運動生理專業委員會授予“中國運動生理學開拓者”榮譽稱號。楊天樂作為課題組長之一、第二完成人所完成的《興奮劑檢測方法的研究與實施》科研成果，1991年獲國家體委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2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這兩項獎是迄今為止我國體育科技領域中惟一的最高殊榮。 　　在1987～2001年期間，楊天樂先后親自主持、組織并出色地完成了多項重大賽事的興奮劑檢查工作，包括：1990年北京亞運會、1996年哈爾濱冬季亞運會、1993年上海首屆東亞運動會、2001年北京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以及第六、七、八屆全運會，第二、三、四屆全國城市運動會等。他還先后代表國際奧委會及亞奧理事會監督過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七屆亞洲運動會的醫務及反興奮劑工作。他所領導的奧運科研攻關小組，在多屆奧運會為中國運動員反興奮劑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連續三屆奧運會中國運動員未出現興奮劑問題。他先后獲得國家體委頒發的“備戰奧運科研攻關及科技服務獎”特等獎（2000年悉尼奧運會）、一等獎（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二等獎（1992年巴塞羅納奧運會）。他還為我國反興奮劑工作培養了一大批反興奮劑骨干，并與中國奧委會反興奮劑委員會共同建立了一套與國際反興奮劑接軌的反興奮劑措施程序和尿樣收集及人員培訓系統。 　　面對接踵而至的榮譽，楊天樂說，功勞不能歸他一人所有，這其中凝聚著其他科研人員的心血。“在關系國家榮辱的事上，沒有人會計較個人得失，他們都無私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 　　 遏制丑聞，任重道遠 　　 和薩馬蘭奇在一起 　　談起將來的反興奮劑工作，楊天樂說，用一個詞可以形容：任重道遠。在1994年廣島亞運會的賽后藥檢中，中國代表隊11個人15次被查出陽性，成為體育界的一大丑聞，這至今仍是中國體育的一塊傷疤。當時，楊天樂的一個在澳大利亞的學生特意給老師發了個傳真：“楊老師，我看了，心里實在太難過。”除了難受，楊天樂還面臨著難以想象的壓力：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是負責中國運動員賽外檢查的單位。 　　不少人指責他為什么出國前國內賽外檢查沒有查出陽性。事實上，當時運動員所用的興奮劑雙氫睪酮非常少見，世界上有檢測資格的實驗室從來還沒有檢測出來過。廣島亞運會上也沒有查出來。但是東京實驗室對這些尿樣有懷疑卻無法確證，就保留了尿樣，亞運會后求助德國科隆實驗室進行進一步研究，結果發現服用的是雙氫睪酮。由于雙氫睪酮服用后很快就能排泄掉，這說明運動員是在賽前很短時間內才使用，所以在出國前國內的賽外檢查中是不可能檢測出來的。 　　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元老張長久曾這樣描述興奮劑檢測工作的難度：“就好比在一個20×50米的標準游泳池中加入一勺糖，你必須在池子的任何一處都可以測到糖的存在。”興奮劑按照化學結構和檢測方法被分成7個大的組別，針對這些組別，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設立了6個相應的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