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個用回扣捐助失學兒童的‘李存田’，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下稱‘安醫大附院’)主任醫師，急診內科。”1月8日，沉默了3年的張醫生終于開口。 　　張醫生身材瘦小，嗓音洪亮，語速極快。說話時他從袋子里抓出一疊信封，信封里面裝著數額不等的回扣款。 　　早在3年前，2003年3月的一個傍晚，張醫生就收到了裝有回扣的第一個信封。然后，他以“李存田”的名義，將所收回扣捐給了安徽省婦聯，以幫助安徽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即將失學、輟學的兒童完成9年義務教育。張說，在收回扣時，他就決定全部捐作善款。 　　3年來張醫生守口如瓶，不愿暴露真實身份，以致安徽省婦聯對“李存田”幾乎一無所知，被捐助的學生要寫信感謝他，也只能通過婦聯中轉。 　　1月9日，安徽省婦聯兒童部一位高姓工作人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李存田”基本上每個月都會來捐款，少則數百，多則數千，3年來捐助貧困失學兒童近百名，金額達4萬多元，“這筆錢不是小數目，但我們從來不知道他究竟是誰？在哪里上班？錢又從何而來？” 　　是日，張醫生向記者展示了部分慈善捐助收據，這些單據由安徽省婦聯“春蕾計劃”辦公室所開，每張面額在1000元到2000元不等，捐贈人署名“李存田”。 　　張醫生說，把回扣捐作善款，并不能說明他有多么高尚，“因為這些善款本身就不干凈，都是帶血的。重要的是，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去喚醒社會的良知。” 　　張醫生，1955年生于安徽農村，1982年大學畢業，2000年在北京首都醫科大學進修，2004年受聘安醫大附院主任醫師，在醫院里是救治急診和重癥病人較多的專家之一。 　　1999年以前的張醫生，一家三口，生活平靜而祥和。 　　但《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卻讓他一下子成為安醫大附院關注的熱門人物，備受爭議，甚至被人罵為醫院的“叛徒”。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署名“牛漢”(注：張醫生)的來信，對安醫大附院的醫藥回扣風進行了曝光。 　　這封標題為“醫藥回扣為何屢禁不止”的來信，列舉了安醫大附院種種回扣現象，觸目驚心。比如，“開一張‘內皮素’化驗單，病人交化驗費60元，醫生得回扣18元；開一張‘巨胞病毒抗體’，醫生得回扣21元……” 　　這封來信被配上言論發表，在全國醫療界引發強烈震動，安醫大附院更是炸開了鍋。當時正值全國評選百佳醫院，安醫大附院作為參選單位正向全國展播。此文的刊發，當即引起衛生部門高度重視，并派員到該院調查。之后不久，安醫大附院競爭百佳醫院的努力宣告失敗。 　　此種情勢下的張醫生，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壓力，處境越發險惡。 　　“我直接觸及了醫藥回扣各環節——從領導、醫生到藥商的利益，當然招恨。”張醫生說。 　　事實上，早在1996年，張醫生就開始向紀檢、衛生部門反映安醫大附院的回扣問題，最初主要是反對醫院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要求醫院領導改善醫療管理，方便病人就醫。1998年10月，張醫生又向安徽省衛生廳投訴醫德醫風問題，次月又向安徽省監察廳投訴…… 　　但這些舉報信不是沒有下文，就是轉了一圈又回到醫院“自查自糾”，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張醫生投書《人民日報》，引起該報原群工部主任李有存的重視，并最終見報。張說，后來捐款時取名“李存田”，就是為了表達對李有存、許中田(《人民日報》社原社長)這兩位老新聞工作者的敬意。 　　但安醫大附院并不認為張醫生當時反映的問題是事實，1999年3月，在醫院的一次工作會議上，該院當時的紀委書記稱，某人向媒體反映的問題，沒有事實根據。 　　1999年4月，張醫生又將回扣問題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關領導處。之后不久，該省衛生廳兩位負責同志和安徽醫科大學領導分別找張談了話，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問題了，“個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來”。與此同時，安醫大附院兩位領導也提出要登門拜訪張醫生，被張拒絕。 　　一來二去，在安醫大附院一些領導眼里，張醫生簡直就是頭“犟牛”，不知天高地厚，已無藥可救。 　　不過，幾年的沉潛，加上朋友的點撥，使張醫生“聰明”起來，他精心收集了很多醫藥回扣的證據。張醫生說，他收取回扣，就是為了收集證據，證明他所在醫院的問題。 　　在張醫生收集的證據中，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在收取醫藥回扣的利益鏈條上，醫生并不是“單獨作戰”，醫院作為組織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醫院內部，存在一個醫藥回扣網絡系統，醫生開了多少藥，有專人統計處方，每個月底都按藥物的種類打印出清單，然后提供給藥商。”張醫生說，這樣有兩個好處：一是為藥商發放回扣款提供依據；二是為藥商送錢提供路徑，以便藥商找到處方醫生“結算”。 　　張醫生了解這個回扣網絡，最先是從醫藥代表那里。2002年年初，張醫生給其親屬看病，開了一些處方，但在交費時發現：明明是張醫生開的處方，交費清單上的處方醫生竟變成了“戚德如”。 　　后經張醫生調查，醫院里根本就沒有“戚德如”這個人。其后，張醫生開始留心，發現自己所開的每一張處方都打印著“戚德如”的名字。“這是醫院專門編出來對付像我這樣‘不可靠’的醫生的，這些醫生所開處方全部被計入‘戚德如’名下。這樣，藥商就找不到處方醫生，回扣的事也就不會被我們發現了。” 　　1月8日，張醫生向本報記者展示了其親屬的一張收費單據，這張收費544.8元的單據，上面標有“安醫第一附院門急診藥房配方單”字樣，處方醫生為“戚德如”。本報記者在該醫院調查時，接受采訪的醫生、護士均表示不知道“戚德如”這個醫生。 　　事發后，經過和醫院的理論，2003年2月，張醫生所開處方得以恢復真名。次月的一個傍晚，張醫生收到了他的“第一個信封”。 　　張醫生表示，他是嚴格按照病人病情需要來開藥的，一個月下來也有1000~2000元回扣。“在安醫大附院，一般臨床醫生每月收取的藥品回扣在1000~5000元之間，狠一點的醫生，一個月超萬元很容易。而醫院極少數掌握藥品進、銷權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額來形容”。 　　1月9日，安醫大附院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他不相信他們醫院有回扣問題，但也不排除個別素質低的醫生會這樣搞，但因無人舉報，也無從查起，“因為這種事情比較隱蔽，我們也搞不清楚。” 　　1月16日上午10：38，記者聯系到安醫大附院院長朱啟星，準備就張醫生反映的問題向他求證，朱說：“我們辦公室現在正在開會，你下午再給我打電話。”從2006年1月16日14：00~18：00，記者撥了10多次朱的辦公室電話，均無人接聽。 　　安徽地處華東腹地，屬于經濟欠發達省份，戶籍人口6400多萬，農業人口將近5000萬，對于醫藥回扣的憎惡，民間尤甚。2004年4月，當地報紙《合肥晚報》與一家調查公司聯合調查，合肥民眾對醫療行業的滿意度只有19.4%。 　　同樣出生寒微的張醫生由于工作的原因，曾親眼目睹許多病人看不起病的痛楚。他認為，醫療沉疴，行業不正之風之所以愈演愈烈，有社會大環境的問題，更是體制原因，其中涉及衛生醫療行政管理部門、醫院、藥商、醫保等方面，而醫院和醫生，恰是所有矛盾的交匯點。 　　從1996年反映醫藥回扣至今，張醫生不斷的投訴、舉報、取證。“有很多次妥協機會，但我都放棄了。作為醫生，我本該多學醫術，全身心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業中去，但我卻‘不務正業’，走上了一條反對醫藥回扣的路。” 　　“現在談論值不值還為時過早，為了喚醒醫生的良知，讓普通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我不怕走上祭壇。”1月9日，張醫生站在安醫大附院急診小區已破舊的房屋外，表情復雜，話語鏗鏘，他頭頂早已稀疏的幾綹頭發，在深冬寒風的吹拂下，一根根倒豎起來。 　　此時，在距離合肥1100多公里之遙的北京，國務院一份有關全國醫改政策的文件，目前正向各方征求意見，將于近期公布。 　　這份名為《關于大力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決定》的文件，提出到2010年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其細節張醫生還不了解，但一幅醫療改革的縱深畫卷，正在隆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