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上海，從上海到杭州……一場被衛生部譽為“歷屆最嚴”的抗生素整治風暴正在全國開展。

    抗生素，這個自1928年青霉素發明以來，人類就高度依賴的治療藥物，被衛生部藥政司副司長姚建紅斥為“毀掉了中國一代人”。

    現在，抗生素產業最寒冷的冬天正在來臨。

    寒潮主要與抗生素整治有關。目前，衛生部已經在全國范圍開始抗菌藥物專項治理的督導檢查工作。11月底，各省關于專項整治的工作報告已然上報。

    自2011年4月18日衛生部出臺《2011年全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專項整治活動方案》以來，悲觀情緒便覆蓋了整個抗生素產業。

    往年產銷兩旺的抗生素產業表現黯淡——2011年1月至9月，華北制藥、健康元、魯抗醫藥、麗珠集團等公司的凈利潤增長率均出現大幅度下滑。

    目前來看，這還只是開始。

    全民宣戰抗生素

    “以前一些三級醫院常用的抗菌藥種類至少有上百種，差一點的二級醫院也得有七八十種”，而此次按整治要求，三級醫院的抗菌藥物品種被壓縮到50種，二級醫院只有35種。

    “如果規定繼續執行，抗菌藥市場至少要縮小一半。”一位要求匿名的上市藥企高管承認。

    此次整治對抗菌藥物使用“限品種、限用量、限級別”。杭州是全國圍剿抗生素的一個縮影。

    “我們要求將抗生素的使用率與等級醫院和院長的考核目標同時掛鉤。”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滕建榮說，“住院的抗生素比例必須在60%以下，門診的必須20%以下，這都是硬性的考核，任何人不能突破。”

    為了保證對醫生的監督，衛生局每月組織專家以25%的比例抽取醫生的處方。“被抽到的醫生要證明至少50張處方的合理性。對超常規使用三次以上的，警告、限制使用權限，降級；再兩次，就要停止他的抗生素處方權。”

    杭州市衛生局甚至與紀委共同開發了藥品使用的監控系統，各醫院還被要求全部建立院感科(即感染科)。“專門有感染科大夫和藥劑師參與，評價使用是否合理、規范。”

    在北京，北京市衛生局告訴各家醫院，抗生素使用情況在內的四項指標將被納入2012年醫院評審申報的先決條件，“未達標并在規定期限內未達整改要求，將被取消當年評審申報資格，醫院自行下降一個等級”。

    在上海，圍剿抗生素甚至變成了全民總動員。在地鐵、公交車的移動電視和全市3.2萬平米的商業寫字樓LED廣告屏上，抗生素知識的公益宣傳片不斷地滾動播放。

    上海的五千多個居委會和二千多個“健康單位”評選的試點單位，被要求至少舉辦2場專門的抗生素知識講座。而借助此前組織的9000多個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組，上海市還動員了其余26萬名市民參加了相關的健康教育。
“我們正依靠社區力量的參與機制，發動志愿者進行全民宣傳。”上海市衛生局健康促進處處長李光耀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我們專門撥出六百多萬的經費，做了七百多萬份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傳品，確保在12月中旬前發到每家每戶。”李光耀說。為了保證效果，上海甚至進行了同步的跟蹤評估工作，“確保市民的抗生素知識得到正確的改變。”

    “吊瓶大國”遺毒

    衛生部之所以鐵腕整治抗生素，源于一個公眾普知的事實——中國已成濫用抗生素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度被譽為“吊瓶大國”。

    衛生部合理用藥專家委員會委員肖永紅教授曾做過的調查結果現在已廣為人知：中國抗生素人均年消費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國人的10倍。

    超時、超量、不對癥使用或未嚴格規范使用的抗生素濫用行為，已成系統性問題。

    “在許多醫院，抗生素使用率甚至高達95%以上，連內科都能達到70%-80%。而美國只有40%多，抗生素使用率最低的北歐，甚至只有20%。”中華醫學會行為醫學會主任委員楊志寅說。

    只顧利益而缺乏社會責任感的醫生甚至顛倒了用藥的順序。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姚嵐舉例說，許多治療本應先使用最低廉的青霉素，但現在有些醫生一開始就選擇使用高端抗生素，導致低端藥物徹底喪失作用。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長張守信在此前接受咨詢的一例病例中發現，“五大類主要的抗菌藥對它都沒作用，只能聯合用藥。等到聯合用藥也不行，那就將無藥可用”。

    “以藥養醫機制是造成抗生素濫用的根本原因。”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滕建榮分析說。

    滕建榮坦言，接受抗生素整治培訓一部分醫院院長們已開始向他抱怨：醫院的財政怎么支持運作?“以藥養醫大家都痛恨，但誰來解決，誰來破題?怎么破題?”

    11月剛剛被曝光的云南師宗縣人民醫院，展示了改革的另一種可能。這家醫院要求各科室在近一個半月的時間內用完快到期的抗生素，并規定“未按規定使用完者將扣除當月績效獎金”。

    “必須靠綜合改革從根本上鏟除‘以藥養醫’的土壤，建立新的運行機制，保障醫生收入。”曾受國務院醫改辦委托參與相關調研的姚嵐指出，改革關鍵要保證醫保、一般診療費、財政補助三種補償來源，“真正核心的機制，還是在于財政體制的配套調整。”

    獸用抗生素：被忽視的濫用

    如同一列失控的高速列車，養殖中的獸用抗生素濫用，其危害并不低于醫療濫用。

    牛奶、雞蛋、肉類……肖永紅教授的調查證實：國內每年生產抗生素21萬噸，其中9.7萬噸用于動物養殖。

    “這意味著，人體被動地接受了抗生素，一旦生病，醫生不好估計耐藥性，將給就診增加困難。”楊志寅說。
    廣東省農科院原副院長莫棣華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雖然中國政府也禁止把人用抗生素藥物的原粉加到飼料里，但在廣大的農村，監管很難到位。

    養殖過程中添加抗生素已成習慣。過量使用也讓動物產生了耐藥性。莫棣華舉例說，在上世紀60年代用青霉素只需要40萬單位(藥物單位)一頭豬，但現在打一兩百萬單位也很難有效果。而由于食肉者體內的抗生素殘留，其耐藥性同樣顯而易見。

    海關的檢查報告顯示，出口產品中，因抗生素殘留而被拒絕通關的已經占到20%。深圳市龍崗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員在一篇研究論文中透露，在一份對肉類食品中慶大霉素殘留的檢測便發現，64份肉類樣品，9份超過標準，陽性率14.08%，殘留率較高。

    幸運的是，全面禁止在動物飼料中添加抗生素已經在計劃之中。“農業部門已經有一個計劃表，但從目前來看，這依然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莫棣華說。

    肖永紅建議成立一個高于單一部門的抗菌藥物管理委員會。設想中的這個機構，應該如瑞典設立的全國抗生素管理組織STRAMA一樣，“能統一協調藥監、衛生和農業等工作部門之間的關系”。

    抗菌藥物廠商正惴惴不安地等待最后的命運。11月10日，衛生部醫政司趙明鋼副司長說，數易其稿后，更系統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即將出臺，文件“已進入到最終的修訂過程”。

    新一波的震蕩已然來臨。“我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包括信立泰在內的多家藥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