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費醫療退出歷史是必然的。”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但并不樂觀的是，政府雖然支付高額的改革資金成本，但公務員的超國民待遇仍可能變相保留，只不過“從吃財政變成了吃醫療保險”。

　　以北京為例，《投資者報》根據北京市平谷區改革試點的數據推算，北京市的公費醫療改革，政府至少要拿出2億元以上，為這項涉及市屬公務員、事業單位、公立醫院、高校教職22萬人的改革埋單。以此比例估算，全國公費醫療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約50億元左右。換來的是，2012年以后包括北京在內的24個省市，再不用擔心“公費醫療”這個無底洞，政府的責任將僅限于繳納參保人員工資總數的10%到醫保統籌基金，如報銷費用不夠，原則上不再增加，由醫保基金支付。

　　財政壓力是改革動力

　　“公費醫療”是指國家通過醫療衛生部門，向國家工作人員提供免費醫療及預防服務的一項社保制度。這一制度建立于1952年，當時中國城市醫療體制由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兩部分組成，職工醫療費用分別由財政資金和企業支付來承擔，個人無須付費。

　　“在過去的公費、勞保體制下，主要存在的問題表現為醫療費用由國家和企業分別包攬，缺少機制去有效地制約過度消費；醫療費用增長過快，明顯地超過了社會經濟承受能力。更嚴重的是，過去的職工醫療保險，尤其是勞保，是以企業為單位的保險系統，先天性地缺少抗風險能力。”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北京大學中國醫藥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教授告訴《投資者報》。

　　這種過度醫療的現象有許多更為通俗而生動的說法，比如“一人得病，全家吃藥”、“小病大看”等。數據顯示，1978年全國職工醫療費用為27億元，1997年增加到774億元，增長了28倍，年遞增約19%，而同期財政收入只增長了6.6倍，年遞增約11%。

　　1998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規定所有用人單位(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全部要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這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市醫療保障制度在運行長達40多年之后，開啟了轉向醫保的改革。企業職工醫保隨著國企改制的大潮流迅速推進，而公務員等人群的公費醫療改革卻步履遲緩。

　　近年來，在公費醫療徹底取消之前，由于財政負擔過重，各地都對公費醫療先后出臺過一些實施細則和約束浪費的機制。例如，北京市在2000年出臺《關于進一步深化公費醫療改革有關問題的通知》，提出按保障人數定額管理的辦法，以實現公費醫療開支總量控制，并制定了公費醫療享受人員醫療費用負擔標準：年度門診費小于等于3000元，職工個人負擔20%，超過3000元以上部分，個人負擔10%；年度住院醫療支出小于等于1萬元，職工個人負擔10%，超過1萬元以上部分，個人負擔6%；退休人員個人負擔比例為在職職工的50%。

　　然而這些措施約束力并不強，并且由于公費醫療存在花費越高、個人承擔的費用比例越低的制度設計弊端，使得“小病大看”等現象非常普遍。一些醫療單位在利益的驅動下，大量經銷貴重藥、進口藥，甚至經銷營養滋補品、非醫療用品；盲目進口和使用CT、核磁共振等高檔醫療設備。

　　這些體制性弊端加大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也加劇了社會不公。正如政府有關部門人士所說，公費醫療徹底取消并入醫保，是財政壓力逼出來的。一組公開數據顯示，2009年，北京市人均醫療衛生費用為4179.87元，平均個人負擔比例為26.2%，而2010年北京市公費醫療實際支出26.2億元，比2009年增長6.27%，以北京市享受公費醫療的22萬人數來計算，人均醫療費用超1.1萬元。公職人員與普通職工在醫療保險方面的待遇不公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