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街坊鄰居有個私人診所，經常門庭若市。有一年快過年了，診所的老板穿著新買的皮衣皮褲，在父親的小攤子前挑選著年貨。一陣風吹過來，寒冷里裹挾著他皮衣上的膻味，那是多么令人羨慕的膻味呀。“咱也學醫，咱到城里當大醫生！”當時跟著父親擺攤的年少的我，臉上寫滿了羨慕之情。 　　 １９９８年，合肥的金秋，安徽醫科大學主干道兩邊的法國梧桐枝繁葉茂，在一個鄉下孩子的眼里，這是毫無爭議的風景。５年的醫學生涯枯燥而充實，現在回想起來，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那些曾經教過我的老師們，不管是基礎課還是臨床課的老師，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對醫學、對教育工作的熱愛。 　　對于學醫出身的人來說，第一次上解剖課的情景總是記憶猶新。教我們解剖學的是一位治學嚴謹的瘦老頭，像極了魯迅先生的恩師藤野嚴九郎。那天上午，我們穿著嶄新的白大衣，精神抖擻地跟他來到寂靜的示教室。老教授熟練地托起一具尸骸，左手墊在肩后，右手捧著腿彎，輕輕地把他放在教科臺上。老教授表情肅穆，動作絕無輕率之舉，仿佛在挪動一個熟睡的親人。我們屏著呼吸看著老教授，因為些許怯意不約而同地往后退，然后又慢慢地湊近。出乎意料的是，老教授并沒有馬上給我們做示范，而是緩緩地講述了一個讓我們難忘的故事：這具絳紅色的尸骸有一個平凡而偉大的名字，他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和小日本拼過刺刀，當過某個區的一把手，被紅衛兵抄過家……彌留之際要把遺體奉獻給我們學校的解剖教研室。示教室里安靜極了，在這具偉大的尸骸面前，我們原本的興奮與好奇顯得無比淺薄。這不同于以往的愛國主義教育，老師用獨特的教學方式讓我們開始思索生命的內涵，這比記住某一個骨骼的長相更有意義。 　　 教外科的老師上課很少帶書，講到某種疾病，寥寥幾筆就能把某個器官在黑板上畫下來，接著又是幾副簡潔的圖，整個手術流程讓人了然于胸。老師的言談舉止中透著做醫生的自豪感，從此，我們盼望著實習的到來。 　　 我實習的第一站是某個醫院的神經內科。一天傍晚，來了一個高血壓性腦病病人，這個中年男人意識模糊、口齒不清，從到病房的第一刻起就開始輸氧。據說他的兒子在外地上大學，下崗的愛人哭哭啼啼地忙這忙那，老父親坐在床邊就是不走，攥著病人的手，一遍一遍地喊病人的乳名。帶教老師說這是一個重病號，要多加小心。終于，大約半夜時分，死神來了。家屬大聲呼喊，護士以平時幾倍的速度推來吸痰器、心電圖機，我和帶教老師踉蹌地披上衣服跑過去。人工呼吸、心臟按壓、除顫，漸漸地，病人脈搏停止了跳動、血壓計的水銀柱急速跌落、心電圖機上的波形不再起伏跳躍。病人走了，他愛人悲愴的哭聲劃破深夜，年邁的老父親抱著他，親吻著那逐漸冰冷的額頭。那一刻，我看見了所有醫務人員臉色的凝重和強忍著的壓抑，也深深地體味到了醫學工作者的無奈。 　　 事實證明，在人類與死神的交鋒中，醫學經常陷入這樣的窘境。成就感和挫敗感交替出現在醫生這個職業上，這種復雜的情感體驗越是明顯，越是能掂量出生命的厚重。 　　畢業以后，我開始做醫生，而且正是自己所企盼的外科醫生。 　　疾病或災難對人類的摧殘是無以復加的，甚至比死亡更讓人感到無奈和恥辱，然而，在真情面前，這些苦難的存在幾乎可以讓人視而不見。忘不了，我管的第一個病人，一個被電燒傷得體無完膚的小伙子，剛入院的時候渾身黑痂，像一截半生不熟的山芋（恕我的不敬），別人看見他都躲得遠遠的，然而他的女朋友并沒有離棄他。幾個月過后，他會說話能活動了，兩個人在病房里旁若無人地嬉戲。忘不了，我管的第一個植物人，即使不省人事，手腕上的鐲子依然光彩照人，她的女兒每天為她梳理稀疏的頭發，中規中矩地綰在腦后。 　　做醫生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向病人家屬學習如何去愛，體味如何去愛。細想想，每個醫生的手里，其實都像握著一個易碎的器皿，一不小心，不是它刺傷了你，就是你打碎了它。 　　 后來，因為不可抗拒的因素，我換了新的工作崗位。我想我是脆弱的，我在脫白大衣的時候哭了，那不是在脫一件工作服，那分明是在和一段往事、一個夢想說再見。我想我是怯懦的，我把小手電、叩診錘輕輕地放在護士長的桌子上，卻不敢正視她的眼睛，在這天天與病魔作斗爭的戰線上，她奮斗了２０年，我只“混”了彈指一揮的２年。 　　 從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５年，５年的學習和２年的工作，讓我對醫學有了天然的親切感，那份對生命的敬畏也已根植在內心深處。我與醫學的７年之緣，在我的記憶中將永遠無法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