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何建猷： 　　１９６７年畢業于中山醫學院（現中山大學）臨床醫學系。畢業后，她自愿赴廣東省湛江市最艱苦的徐聞縣前山鎮衛生院工作了１３年。３９年來，她一直從事內科教學、臨床醫療和科研第一線工作。現任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內科主任醫師、廣東醫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等。 　　從醫近４０年來，何建猷教授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她的事業、病人和學生。她幾十年如一日，像親人一樣幫助困難病人、同事和學生，是群眾公認的“做了一輩子好事的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建設和諧醫患關系與建設和諧廣東”戶外巡回論壇湛江站的節目中，其先進事跡第一次傳遍南粵大地。 　　【人生畫卷】 　　 “從那個年代過來，什么都能看淡” 　　上世紀６０年代，毛主席發表“六二六指示”，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激蕩著何建猷年輕的心。 　　 １９６７年從中山醫學院畢業后，本可以留在廣州的何建猷，選擇去當時湛江地區最艱苦的徐聞縣前山鎮衛生院工作。 　　她和幾個同時分配到那里的同學，坐上了去湛江的長途客車，一路上懷著對社會主義新農村“一如蘇聯電影里描寫的那樣壯美”的憧憬。３０多個小時的舟車勞頓后，眼前的現實和理想開了個玩笑，她沒想到迎接她的是一輛緩慢的牛車和漫天的紅土。 　　后來生活的艱難，她這輩子都不能忘記，一個省城的大學生就這么被拋向貧瘠的荒蕪之中。占滿何建猷記憶的是那些小小的跳蚤，即使家里再干凈，它們也無孔不入，常常一咬一串疤痕。更困難的是當時醫療環境的極端惡劣，何建猷住的破舊木板樓，樓上住人，樓下就是診室，沒水沒電，平時遇到群眾外傷做個縫針手術，都得打著手電筒做。她的父母來看了她幾次，很心疼。 　　但就在那樣的環境中，何建猷很快以一個基層醫生的身份融進了雷州半島的群眾中……頭戴著竹笠，身背著急救箱奔走在當地十多條村莊中，何建猷搶救了許多生命。 　　 給前山鎮群眾印象最深的是，只要誰家一有人得急病，何醫生就背著藥箱上門，有時病人沒錢買藥，她就自己先墊著，等病人有了錢再補交。 　　有一年大年初一，一個病人呼吸衰竭，請她出診，病人家離衛生院有２０多里路，而且沒有車，她一路小跑趕去，遺憾的是她去到時病人已停止了呼吸，但看到病人家屬哀傷的面容，她立即口對口用力為病人吸痰。盡管她很瘦弱，氣力有限，還是堅持吸了十來分鐘，但因病人病情太重，最終沒能挽回病人的生命，為此她傷心了很久。 　　還有一回，一個小學生因溺水呼吸停止被送到醫院，何建猷接診后馬上采取急救措施，在當時缺乏醫療器械的情況下，她用口吸出了孩子呼吸道中的異物，前后搶救了一個多小時，終于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但她自己卻累倒了。為了搶救病人，何建猷經常是廢寢忘食，忘記了疲勞，忘記了自己。神經內科有個病人因腦出血呼吸衰竭，她積極協助搶救，自己胃病發作，就悄悄服藥后再繼續投入工作。 　　在那個生活都成問題的環境里，何建猷和同為醫務人員的丈夫卻通過各種渠道努力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何建猷還在當地培養了幾個赤腳醫生，沒有講義就自己編，沒有黑板就在樹下放塊門板貼上白紙…… 　　本來可以在城里過舒服日子，何建猷卻選擇了過艱苦的生活，她難道就沒有抱怨過？“我性格內向，也很聽黨的話，黨安排我在哪兒就在哪兒，去了就沒想調出來，不然我的３個孩子不會都在那兒出生。我的生活雖然很艱難，但農村群眾的生活更艱難，他們每分錢都來之不易，所以農民來看病總要為他們多考慮一點。” 　　即使不為自己考慮，也沒為３個孩子的未來考慮過嗎？“對于孩子的培養，我們是讓他們走自己的路。我們夫婦倆都是醫務人員，沒有多少時間教育孩子。孩子們看我們白天上班，晚上為解決病人問題在煤油燈下翻書，自己也就養成了勤奮學習的習慣。” 　　有過那段經歷，何建猷的人生觀、世界觀得到了深刻的改變，也前所未有地體會到農村群眾樸實、深厚的情感。而與她同去徐聞的其他同學則全部早早離開了那里。 　　從那個年代過來，什么都能看淡。以至于后來的下鄉、義診、“抗非”，何建猷都不覺得辛苦，畢竟“現在已經有汽車到農村去了，以前才真的是苦，都熬過來了”。 “行醫近４０年，得到的是大家都說我是好人” 　　１９８０年，因身體不好的父親調到湛江工作，在徐聞工作了１３年的何建猷被調到位于湛江市區的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以方便照顧父母。徐聞的群眾知道何醫生要走了，非常不舍，何建猷留了電話、地址，讓他們到湛江看病就去找她。 　　到了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后，自知在學術上荒疏已久的何建猷開始拼命學習。她天天待在病房，中午就在值班室睡，晚上還去聽課。結果第一年就獲得大家的好評，她被推上講臺介紹怎樣從基層迎頭趕上的經驗；后來又做科研、做老師，漸漸就成了醫院呼吸內科的業務骨干。 　　但是，與城里的許多醫生相比，何建猷發現自己顯得格格不入。她寫病歷很慢，衛生廳要求１５分鐘看一個病人，她就真的看那么久。別人３行就寫完診斷的，她要在詳細詢問、檢查之后，寫五六行才把診斷寫好。她開處方大多是１０元８元，只以治好病為原則，能用廉價藥就不用貴藥，能用國產藥就不用進口藥，以至于醫生中她的提成最少。丈夫不解，她卻有點無奈，“馬馬虎虎看就快，一細心就看不了幾個。面對病人期盼的眼神我于心不忍，不能幾個字就把病人打發了。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得那么快。”至于紅包，何建猷這么多年來從沒拿過，病人硬塞給她的時候就讓自己的學生送回去，“這樣他們就不好再給了”。 　　雷州市客路鎮一位農民，因意外受傷，先后花去了上萬元的醫療費，仍未痊愈，家境不好的他帶著東籌西借的３０００元，前往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要求住院治療。何建猷了解到病人的實際困難后，對其進行了認真的檢查，認為并非一定要住院治療不可。她對癥下藥，并開具了后續治療的藥物處方，讓病人回家治療，病人取藥時驚訝地發現，藥費居然才２０多元。談起這件事，那位已經痊愈的病人滿懷感激地說：“這半年來，我先后到過５家醫院，看過近十位醫生，但每次藥費都超過千元，而且看一次醫生開一次處方，還讓我住院。沒有誰像何醫生那樣，連我回家治療的處方都開好了，而且每次用藥都是十幾二十元的。遇到何醫生，讓我覺得像時光倒流，又回到了過去廉價醫療的年代。” 　　何建猷做醫生從不問病人出處。徐聞的群眾來找何建猷看病，她總是熱情接待，甚至把家里的床鋪騰出來，讓前來治病的鄉親們落腳，還自掏腰包給他們買飯盒。據說，她工作后上街買得最多的有兩樣東西，一是醫學專業書籍，二是飯盒。一般農村來的病人沒帶飯盒，她知道了便買來送給他們，有時還親自喂病人吃飯。 　　 丈夫說她這樣的人出去社會寸步難行，何建猷自己評價說：“我很平凡，但做事前總能先想到別人。我不是當官的料，沒有魄力，只是老好人的性格。” 　　不過，她也感到“做得很辛苦，什么娛樂也不會”。就像別人常去的沐足她只去過一次，還是因為某次去外地會診時硬被拉去的。還有，她也沒有地方去吃飯，別的醫生天天這個車那個車來接，“除了科室活動，沒人請我”。 　　 “我就是放心不下，如果對白天的診斷不明確，晚上我就會看書查資料。我奇怪有些醫生，又唱歌，又洗腳，哪里有時間看書呢？我２４小時都不夠學習。我的大書包里常帶著要改的論文，要編的書之類的，有空了就拿出來看。還有一支紅筆是改論文的，藍筆是寫書的，鋼筆是寫處方的。還有Ｕ盤，看到好的文章就拷下來；這個是肺功能檢查、體格檢查課件……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電腦水平比不上年輕人，只能盡量跟。”她把書包里的東西一一翻給記者看。 　　何建猷就這么默默地做了近４０年醫生，而在去年被發掘出來并被廣為報道之前，雖然周圍的人都說她“做了一輩子好人”，但是她也遭到過很多誤解。丈夫心疼，“人家也做醫生，沒有你做得這么辛苦的。”孩子疑惑，問她“做了一輩子好人，有什么好報？” 　　她也曾彷徨過。“我自己以前也常會講，好心沒有好報。做得那么辛苦，得到的就是大家都說我是好人。” “很難說要別人跟我學習” 　　 然而，何建猷的彷徨終于在去年得以徹底釋然。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建設和諧醫患關系與建設和諧廣東”戶外巡回論壇湛江站節目的推選中，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從院長到一線人員都一致推選何建猷，無法推脫的她答應“試試看”。 　　那天，沒有人知道，穿慣白大褂、生活簡單樸素的她在去論壇演講前，連件合適的衣服也找不到，還是醫院黨委一位同志送了她一件衣服。那天她沒有準備稿子，有些忐忑，就如拉家常般地談著。“我也不會講，就主持人問什么，我答什么。” 　　有記者后來報道，“臺下雷動的掌聲和何建猷臉上的平靜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何建猷回憶說：“其實是臺上燈光很耀眼，我看不到下面而已。我不知道下面有很多領導坐著，也不知道有人聽得流淚，后來他們放錄像給我看我才知道。”之后，何建猷的事跡被寫成《紅土白衣譜諧章》一書。何建猷說：“還是記者問一句，我答一句。書出來后，有人說這本書還沒寫出你的一半。” 　　她把那本書拿給記者，如遞給記者任何一本書一樣平常，并感嘆：“我覺得很奇怪，我做的只是一個平凡醫生應該做的事，不知道為什么會感動那么多人。就像給病人口對口呼吸，在那種情況下病人都要死了，作為醫生不這樣做，還能怎么辦？！” 　　為了寫《紅土白衣譜諧章》這本書，何建猷夫婦繼１９８０年離開后第一次重新踏上徐聞這塊記錄青春的紅土。讓她沒想到的是，一位３０年前救治過的病人一見面就抱住她痛哭；還有２０多年來沒再見過面的病人說：“何醫生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好的醫生。”淳樸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這一次重回徐聞讓何建猷感觸很深。“有些群眾說我搶救過他們的孩子，我都忘記了，沒想過會這么受大家的愛戴。現在有個想法，再過兩年退休后有時間還是要回去為鄉親們服務。那里還有很多人很苦，沒有機會到城里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