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梅　1934年出生。1956年畢業于上海第一醫學院(原上海醫科大學)。長期從事醫學微生物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是研制治療性乙肝疫苗的開拓者之一。現為復旦大學醫學院教授。 哺育與啟蒙 　　家庭是個人成長的搖籃，而父母則是子女人生的第一任“導師”。母親桂質良出身書香門第，1921年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清華留美學堂，赴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學院留學，后在約翰霍布金大學醫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在威爾斯利女子學院求學期間，母親以優異的成績榮獲“金鑰匙獎”，獲得了一枚珍貴的金鑰匙。在我初中畢業時，母親將金鑰匙轉贈給了我。從母親成功的例子中我感到：只要肯拼搏，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只要肯努力，中國人照樣可以取得輝煌的成就——這就是母親交給我的“金鑰匙”。 　　當我5歲時，父親因肺結核久治不愈離開了我們。母親強忍悲痛，行醫、兼課，拉扯著姐姐和幼小的我，硬是撐起了一個家。為了分擔母親的負擔，我在小學六年級時就利用晚間為同學補習英語，補貼家用。當時，掙扎在生活溫飽線上的我不自覺地走上了努力學習知識的道路。通過黨和學校的教育，白求恩大夫和居里夫人成為我最崇拜的學者，我起初的“努力學習為母親減輕負擔”的想法開始逐步轉化成“努力學習，為祖國、為人民爭氣”的抱負。 　　 成長與成熟 　　1956年我大學畢業，正值全國首次“副博士研究生”招考，我被上海第二醫學院錄取，在余賀教授名下做研究生。以后，我又先后師從林飛卿教授和謝少文教授。老師們不僅傳授知識，還教導我如何做人，使我領悟出從事科學研究的嚴肅性、艱苦性和其中的無比樂趣。 　　1978年我被首批選派去英國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病研究所進修三個月。通過日以繼夜地刻苦工作、學習，短短三個月，我與同事合作完成了一篇論文并在國外發表?；貒鴷r，我帶回了細胞株進一步研究，并通過辦學習班無償提供給國內其他實驗室，以求將這一實驗工具在全國普遍開花結果。此外，我還上交了部分生活費給國家，并為教研室購買了一臺低溫冰箱和一臺幻燈機。 　　幾十年來，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保持與國外專家的聯系與協作。當年，在英國指導我工作的Colin　Howard教授現已成為我的摯友和合作伙伴。1992年，我們與美國著名病毒學專家合編了英文版《中國病毒性肝炎：問題與對策》，由瑞士公司出版，世界范圍發行。據此，我們的肝炎工作取得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從1997年起，我連續被聘為歐共體—發展中國家項目申請評估專家，直至2004年。我就像海綿一樣，在國外盡量吸取營養液，回國后要盡量擠出營養液，肥沃祖國的土壤。 　　 選定目標，勇往直前 　　我選擇了我國乙肝病毒持續性感染的機理與對策為重點研究對象?；A研究需要長期的積累與探索，很難短期出成果，也較難獲得資助。為此，我在研究機理的同時與臨床合作，將研究分為長、短線兩大類：短線研究需密切聯系乙肝的診斷、預防與治療；長線是最終目標，通過闡明機理，提出治療乙肝的新構想與新策略。為了探討乙肝病毒能否藏匿在白細胞中成為復發感染的潛伏場所，我們在國家“七五”攻關研究中明確了肝臟是病毒存在的靶器官，應注意導入肝臟的治療策略。1992年我提出了免疫學分類及治療的原則，并選擇我國最多見的母嬰耐受型乙肝患者為重點，在國家863計劃的支持下開始進行了為期十幾年的研究。 　　這些設想與實驗都是前人沒有進行過的，每前進一步都充滿了艱辛。當遇到挫折和難關時，我常常半夜醒來，焦慮不堪。在領導的鼓勵、支持下，課題組同事協同作戰，終于在鴨動物模型中發現用某種復合物作為治療性疫苗有較好療效。1993年，我們創建了用乙肝疫苗及抗乙肝免疫球蛋白組成新型的治療性疫苗，申請并獲得了國家發明專利。目前這種治療性疫苗已進入臨床Ⅱ期研究，初步結果顯示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托起明天的太陽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和造就德才兼備的學術骨干是長期任務。在“文革”后期，我為“工農兵”學員下鄉開門辦學時，帶著他們早上集體學專業英語，并告訴他們：“中國總是要走向世界的，英語是必須的工具”。十幾年來，我堅持用各種方式為實驗室的技術員、助教、研究生教專業英語，鼓勵他們辦“專業英語俱樂部”。 　　青年人都有理想、有抱負，但他們缺乏工作和生活的經驗，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這就需要我們傾注心血，從思想、工作、生活上全面關心他們。我牢記老師謝少文教授的話，“只會教聰明學生的老師不是好老師，只有能使每一個經過你培養的學生都有較大進步的老師才是好老師”。現在，我培養的學生中已有數人從國外學成歸來，成為病毒學和免疫學的學術骨干，我十分欣慰。 　　目前，各型肝炎病毒及其致病機理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診斷、治療、預防肝炎的新思路、新技術還有待探索與建立，我決心繼續努力，為祖國、為人民的科教事業奉獻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