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衡山藥業，環境潔凈，廠房整齊，一切井井有條，第一感覺有種自家后花園的味道，不由讓我對冷冰冰的制藥公司有了新的認識，見到董事長王垂和先生并與之親切交談后，更體會到了什么叫作“家一般的感受”。 　　本刊：衡山制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建國之前，您能不能為我們的讀者簡單介紹一下公司的歷史？ 　　王垂和董事長（以下簡稱王董）：我們衡山的歷史要從1942年講起，新中國誕生之前，它叫做拜克膠丸廠，但是當時只能算是一個藥品邊緣行業，主要從事空心膠囊的生產。到了1961年，在空心膠囊的基礎上正式進入醫藥領域，組建成“衡山制藥廠”，生產膠囊產品。改革開放后，上海市醫藥工業公司按照企業規模排名，對上海的制藥行業理了一次牌，一共只有二十一個企業，我們被命名上海第二十一廠，不過雖然規模不大，但是效益還算不錯，年產值穩定在六七萬元。 　　在1979年末，國家為了解決一些知青回滬的工作問題，將一些廠進行改制。醫藥行業順應這個趨勢，決定將二十一廠改制，特別安置父母在醫藥行業的回滬知青在此工作，相應原先的全民性質改成了集體所有制，原有的一些設備被紛紛撤走，只留下了六位老師傅，用以扶辦工作。雪上加霜的是，產品劃分過程中，二十一廠的產品中占80％的片劑硬生生撤走，剩下的設備和同意生產的2個劑型、8個產品根本無法維持150個左右的員工的生計，何況這些員工都沒有絲毫業內常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孤注一擲，向銀行貸款132萬人民幣，所有員工加班加點，利潤小那就加大產能，終于在1980年正式掛牌的運營年度，拿下了1000多萬元的產值，還清貸款，走上了自負盈虧的道路！ 　　如今，我們的生產值以90年不變價計算，已經達到了4億人民幣，膠囊年產量9億粒，片劑10億片。人均一年的生產值高達40多萬人民幣！ 　　本刊：衡山藥業的產品主要是什么特色的？在目前的市場上處于什么樣的地位？ 　　王董：我們的產品主要是一些藥效比較確切的，價格中檔的固體西藥產品。每個制藥企業都有自己的明星產品，比如阿莫西林膠囊、頭孢氨芐膠囊和諾氟沙星等，可以說上海占有量第一；同時我們還有幾個獨家產品，如易咳嗪等，都是其他廠家完全沒有能力生產的！ 　　本刊：在九十年代初貴公司又經歷了一次改制，這一次轉變對貴公司的發展有何影響？ 　　王董：那是九十年代初，中國開始進行一些企業股份制改革的試點，在上海的醫藥行業，雖然我們始終是集體性質的廠，但是經營上的起色使我們的地位逐漸上升，收到了醫藥行業的認可和重視，于是順理成章，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試點又落到了我們廠的頭上。1993年，改制為股份合作制企業，1995年易名為“上海衡山藥業有限公司”。當時的股份構成是90％的股份職工共同共有，10％由職工出資。這在當時的上海是很超前的意識，共同共有的概念，是集體企業的特有概念，職工在企業內既投資又投勞。 　　在轉制過程中，的確也遇上了一些問題。我們知道，現代企業制度有兩條，第一是法人治理結構清晰，這點我們公司做得非常好，董事會三年一個輪換，各階層管理職權明確。第二是產權清晰問題。由于我們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集體企業，當貸款還清之后，理論上公司所有的財產都應該與國家無關，屬于所有職工的共同共有，但是在中國，這個產權問題始終很難最終確定，這是我們在轉制路上遇到的最大難題，也是我們一直努力要解決的問題。 　　本刊：去年六月份之前，SFDA要求所有的制藥企業必須通過GMP認證，請問衡山藥業是如何面對這個挑戰的？ 　　王董：通過GMP認證這件事情，一直是我們公司引以為豪的大事。你今天來參觀的這個廠址，是我們衡山的新廠址，完全符合GMP標準來設計建造，占地55畝，建筑面積3777平方米。其實早在2001年，國家還沒有強制要求GMP認證的大環境下，我們就開始了新廠址的設計，正式破土動工是在2003年的5月，由于準備充分，不到一年的時間，這處廠址就完工開始調試、試生產，并于2004初順利通過GMP認證。可以說，衡山藥業在醫藥行業，有很多的事情是想在其他公司前面，走在其他公司的前面的。 　　本刊：國有制藥企業如今面臨跨國大型制藥企業進入中國，強占市場的威脅，貴公司有沒有想過走與國外公司合作合資的路？ 　　王董：這點我們是有過考慮的，畢竟中國藥品自身的研發力量不夠強，如果能夠依靠借鑒國外先進企業的技術，對于提升自身品質的定位很有好處。我想一旦我們公司的產權問題最終明確下來，我們會考慮尋求國外公司的合作的。 　　本刊：貴公司長期致力于膠囊和片劑的生產，這是兩種比較傳統經典的藥品劑型，請問對于經典藥品，在外包裝上有沒有新的突破，整個藥品包裝的趨勢是什么樣的？ 　　王董：我曾經研究過一些國外的藥品包裝材料和包裝形式，我總結下來有兩個趨勢：一，非處方藥比較傾向于療程化的小包裝；二，處方藥在包裝中的說明書日益詳細。 　　由于過去藥品包裝都是以瓶裝袋裝為主，藥品一旦打開，雖然沒吃多少病好了，但是剩下的不舍得丟棄，長期存放反而影響健康，因此對于一些家用的非處方藥，應該按照療程制成小包裝出售，經濟又健康。處方藥對于人體的影響比較大，因此應在醫生的指導下服用，但是難免醫生不能面面俱到講述該藥的副作用，所以有必要添加詳盡的說明，以防止意外發生。 　　當然關于包裝材料，我覺得目前鋁箔還是比較可取的材料，將來可能會有些功能性塑料的替代品出現。 　　 本刊：目前藥品中存在著很多假冒偽劣產品，貴公司有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 　　王董：當然有，越是暢銷的產品，仿冒的就越多。我們的產品頭孢拉丁膠囊、利富平膠囊都曾發現被人仿冒。我認為對于利潤比較微薄的平價藥，暫時還沒有可能運用高技術的手段來增加防偽的可能，我們能做得就是在包裝設計上常常更新，并且在銷售運輸的過程中嚴加防范。不過最近我們也在開發定位于高端市場的新藥，這就不排除用防偽標簽的可能了！ 　　本刊：制藥行業的新藥研發很重要，衡山藥業的研發隊伍力量如何？一般來說，每年用于研發的經費占銷售額的多少比例？ 　　王董：我們公司的技術研發人員，占公司總人數的27％，大都是我們從相關的院校，如南京藥學院等直接挑選過來的。我們的開發主要是生產開發，也就是說當我們得到了一個新的生產批號之后，就有專門的研究人員對于配方進行過程分析調試，以及放大中試，直至全線投產穩定。 　　平均下來，每年我們會啟用1.5％左右的銷售資金用于新產品的開發。 　　本刊：97、98年連續兩年獲得上海工業銷售500強，2001年又獲得上海是藥品銷售檢測中心評定A級，請問貴公司的營銷上有什么特色？ 　　王董：九十年代，我國其他企業還在計劃經濟中徘徊，我們率先打破了禁忌，直接走出去與各大藥房醫院進行面對面的洽談，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要知道在中國，搶先進入市場就是市場占有率的保證。所以說，我們又一次自己率先嘗試自銷手段，在計劃經濟時代獨自走上市場經濟道路。 　　本刊：在這么多年的管理過程中，您有什么特別難忘的事值得與我們大家分享的？ 　　王董：那還是在我剛剛接受帶領這些知青開始重建藥廠的時候，雖說是知青，其中有些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在農村待的時間久了，又沾染了一些自由散漫的習氣。當時管理這些人員是個很頭痛的問題，我想了很久，想到了一個方法，“開家長會”。當時我常常招集全場的職工家長來廠里開家長會，一是勸說家長共同教育這些員工；另一個方面，由于這些員工的家長都是醫藥行業的業內人士，招集到一起大家聊聊，就收集了不少信息和關系，使得我們的產品更符合市場需求。 　　本刊：我在參觀廠區的時候，發現一塊刻有“實”字的大石頭，請問這塊石頭有什么特別意義嗎？ 　　王董：這塊石頭本身沒有意義，而是上面的這個“實”字，是我特別喜歡的。有個說法叫做：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持的作風。我刻在這里，就是要讓員工意識到，我們衡山的工作作風就是“實”，實實在在，不歪門邪道，不弄虛作假。 　　 同時，我們還提出這樣一句話，“攀衡山高峰，揚夾縫精神”，這是我們公司一路走來的真實寫照，如今成為激勵大家工作的衡山精神。 　　本刊：貴公司發展到如今，依靠的是什么力量？有沒有什么具體的實例？ 　　王董：一個現代企業的企業文化很重要，我們公司秉承著一貫的“家文化”傳統。集體企業就像個大家庭，所有的員工都是家里的一份子，工作是為了建設大家，富裕小家。我們公司不定期的邀請員工家屬來參觀或者參與公司的活動，讓他們放心自己的家人在這里的工作環境和氛圍，促進員工的工作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