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目的，藥學教育家和藥學事業活動家。他長期致力于藥學教學事業，創建我國第一個藥學專科學校，培養了大批藥學人才。他畢生從事藥品標準和質量監督檢定工作，特別是為編纂我國藥典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積極參加和領導中國藥學會的活動，為普及藥學知識和發展藥學事業，為我國現代藥學教育和藥品檢驗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孟目的，原名廣義，字目的，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出生于河北省保定縣南關，原籍北京市。父親為公理會牧師，家境比較優裕。初中畢業后就讀華北協和書院，１９１４年，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預料，１９１８年畢業后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舉辦的留美學習班，學業完畢因留美計劃改變，經該院英籍教授資助去英國勤工儉學，１９２０年在英國倫敦愛蘭帕利藥廠實習。１９２１年，考入倫敦大學藥學院，畢業后取得英國藥學會會員資格，為該會第一個中國籍會員。１９２５年，畢業回國，在北京協和醫學院藥房任副主任兼藥理系助教。１９２８年，應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約請編纂《中華藥典》，并擔任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物化學室主任，以后還兼任軍醫學校藥科主任。１９３６年，負責創辦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國立藥專），任校長并親自擔任藥劑學教授。１９３７年，學校遷到重慶。他受其四弟孟用潛（中共地下黨員）的影響，思想比較開明進步，因營救學生并協助進步學生去延安等活動，曾兩次被重慶國民黨逮捕，后被免去校長職務。１９４０年，他帶領三個學生去香港創辦協和藥品公司制藥廠。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又由香港回到重慶，創辦協和制藥廠并兼國立藥專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后，衛生署派他到上海接管日偽藥廠，并委任他為衛生署藥品生化藥品實驗處副處長。由于他主張利用接收的日偽藥廠發展國內的制藥工業，與當局“制藥不如買藥”的觀點不同，另外還同情一些日偽廠工人請愿復工的合理要求，因而受到排擠，故轉而籌備編纂第二版《中華藥典》。但由于重慶國民政府對改編藥典工作毫不重視，經費、人員等問題都不予解決，甚至起草用的稿紙也缺乏，因而這項工作沒有完成。嗣后，他在善后事業保管委員會的實驗藥廠當廠長。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該廠由軍事委員會接管后改為國營制藥一廠，他被留任為該廠廠長，同年，華東人民制藥公司成立，被任命為經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藥品標準及質量監督檢定工作。１９５０年初，中央衛生部調孟目的到北京籌設藥典委員會，組織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他擔任委員會的藥理小組長兼干事會總干事。以后，歷任１９６３年版、１９８５年版藥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１９５０年底，原上海藥品食品檢驗局遷到北京，成立中央藥品檢驗所，孟目的兼任所長。１９６１年，國務院決定將衛生部藥品檢驗所與生物制品檢定所合并為衛生部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他任所長，后因健康原因于１９８０年任名譽所長。 　　孟目的曾于１９５５年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１９５６年，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后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第三屆代表，第二、第五、第六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任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及衛生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藥學會副理事長、秘書長、顧問等職。 長期致力于藥學教育事業創建我國第一個藥學專科學校 　　孟目的深感中國藥學事業落后。中華民國時期除傳統的中藥外，其他藥品統稱為“西藥”，國內只有少數加工制劑的藥廠。廣大人民需用的藥品都依靠舶來，這些藥既無標準規格，也不予檢驗，人民用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沒有保證。此情此景，激勵他下決心獻身于中國的藥學事業。而振興中國藥學事業，最根本的問題是培養人才。１９２５年，他自英國回到北京，在協和醫學院藥房任副主任時，看到許多醫院藥房的調劑人員少，業務水平低，一些制劑廠生產的制劑質量差。他從實際出發，首先著手提高初、中級藥劑人員的業務水平，聯合同事馮志東、何鑒清等人創辦了藥學講習所。這個所直到北平解放，２０多年中，先后培養藥劑士２０００多人，為醫院藥房和制劑廠等輸送了大批中級調劑、制劑人才。 　　１９２８年，國民政府衛生部（后改為衛生署）邀請孟目的去南京編纂《中華藥典》，以后留任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物化學室主任。當時他想到要為藥學事業培養高級人才和師資，招收了幾名藥學系畢業生為研究生，并與國際聯盟衛生處聯系資助他們去英美深造，后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未成行。在１９３５年以前，僅有的幾個藥學科系全部附設在醫學院內，由于校領導受專業知識的局限，重醫輕藥，使藥學教育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為此，他多方呼吁宣傳，并在１９３５年中國藥學會第七屆年會的主席團內提出設立獨立的藥學院校，學制由３年改為４年，培養高級藥學人才的提案。他奔波于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署之間，據理力爭，終于在１９３６年獲準由他負責籌建國立藥專。他在短短幾個月里，尋找校舍，聘請教授，招考學生，利用南京白下路一所銀行舊址，創辦了我國第一所獨立的國立藥學專科學校（４年制）。他任首任校長兼藥劑學教授。為了學校的發展，他又多方呼吁，獲得建校經費，設計一座在當時比較現代化的實驗教學樓，雖因抗日戰爭而中斷，但這塊基地卻保存下來，現在成了中國藥科大學的校址。抗日戰爭期間，他率領師生先搬到漢口四維路，以后搬到重慶磁器口，并在歌樂山興建校舍。１９３９年，受國民黨迫害，被免除校長職務。盡管如此，他對藥學教育仍十分關心，在擔任協和藥廠廠長期間，不顧工作繁忙，交通不便，每星期從重慶南岸到歌樂山國立藥專授課２天。抗戰勝利后學校遷回南京，他雖在上海工作，仍堅持往返京滬線上，按時到校講課。 　　孟目的治學嚴謹，很重視教學質量和培養學生獨立操作的能力。國立藥專創辦伊始，他從南京中央大學聘請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課。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雖然校舍簡陋，但實驗設備、儀器試藥比較充裕。每個學生都可領到一套化學和藥劑等試驗用具，每個學生都有一臺顯微鏡。還設置了煤氣發生器，給學生創造了良好的實驗條件。他對學生嚴格要求，循循善誘。他教授的藥劑學、調劑學等，很注意實用，實驗課題難度較大。例如在制劑學實驗中，天氣炎熱時要求學生配制硫酸銅栓，配制后，他親自逐粒切開檢查，觀察顏色是否均勻一致，有無氣泡或中空現象，還要每粒稱重，檢查每顆重量是否均勻等等。又如在調劑實驗中常出一些不易察覺的有藥物相互間配伍禁忌的難題，許多學生常常搞錯，事后他又耐心細致地講解其原理和操作時應注意事項。他反復教導學生說：藥品是治病救人的，調制藥品必須保證質量，不能有絲毫疏忽和差錯，這關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問題。孟目的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 重視藥品質量標準主持編纂國家藥典 　　中華民國時期，各國藥品在我國競相傾銷，偽劣藥品充斥市場，１９２８年，孟目的受聘去南京負責組織編纂《中華藥典》。這部藥典主要是參照國外藥典編譯的，他在這項工作中做出了貢獻。首先，《藥典》這個名詞就是根據孟目的的建議定的。我國歷代的藥學經典著作通常稱“本草”或“局方”。他認為藥典是國家對藥品的質量標準和檢驗方法等制訂的技術規定，這些規定具有法律性質的約束力，是國家對藥品所訂的法典，所以定名“藥典”最宜。這個名詞為醫藥界公認，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通過對藥典的編寫，初步統一了藥品名稱。他查考了我國的一些詞匯，并結合制劑的特點和拉丁名的音節，對一些常用的制劑劑型名稱，擬定了簡練的專門名詞術語：如用酒精提取或制備的制劑，拉丁名Ｔｉｎｃｔｕｒａ，定名為“酊劑”；拉丁名Ｓｐｉｒｉｔｕｓ，定名醑劑；拉丁名Ｅｌｉｘｉｒ，定名為酏劑；其他如Ｔａｂｅｌｌａｅ定名為片劑，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ａ定名為栓劑等等，都比較明確簡練，沿用至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央衛生部隨即研究編訂國家藥典問題，從上海調孟目的來北京籌組藥典委員會，組織編訂新中國藥典。孟目的積極認真，及時準備會議材料，特別是與新藥典品種有關的資料。１９５０年４月和８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舉行藥典工作座談會，確定藥典收載品種和原則等。限于當時歷史條件，新藥典僅收載了２８種中藥。孟目的親自草擬有關生物測定法，并對各類藥品的草案都逐字逐句仔細推敲修改。他還在周總理接見時提出建議：“為使標準有復核基地，并能切實貫徹執行，應建立健全藥品檢驗機構”。１９５０年，成立中央藥品檢驗所，孟目的被任命兼所長。為了使藥典規定的標準和檢驗方法切實可行，他搜集各地樣品，在該所組織復核試驗后進行必要的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于１９５３年定稿出版，他為了集思廣益，使國家藥典盡可能切合實際，通過中國藥學會通知各省市的分會組織會員學習藥典并提出修訂意見。１９５７年，根據各地意見出版了《中國藥典》１９５３年版第一增補本。１９５３年后全國各省市陸續設置藥品檢驗所，逐步形成藥品監督檢定網。一方面根據藥典規定監督檢定藥品質量；另一方面，通過檢驗發現問題進行研究，提供修改藥典的科學數據資料和改進的檢驗方法。 　　１９５７年，藥典委員會改組，孟目的擔任主管業務的副主任委員，著手組織編訂《中國藥典》１９６３年版。這版藥典基本上是結合我國生產、使用等實際，并第一次收載了廣大人民習用的具有我國特點的中藥材和中藥成方。這版藥典分一、二兩部，收載各類藥品及制劑１３１０種（其中中藥材４４６種，中藥成方１９７個），在反映我國醫藥科學研究和生產的發展、整理祖國醫藥并使之逐步標準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和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間，藥典委員會名存實亡。孟目的也受到較長時間的沖擊，雖然他不能直接參與《中國藥典》１９７７年版工作，但對藥典工作仍十分關心，經常通過他的學生詢問了解情況，主動提供意見和辦法。１９７９年，經國務院批示恢復藥典委員會，孟目的仍被聘任副主任委員。同年１２月，召開藥典委員會擴大會議，８２歲高齡的孟目的曾多次扶杖出席會議，繼續不遺余力地為編制國家新藥典貢獻力量。 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