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近日發布《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其中“患者醫生雙向簽字拒紅包”的條款引起高度關注。》記者發現，實際上，在紅包條款之外，此次征求意見稿亮點頗多：首先，突出防控為主。其次，直指公立醫院。但應該看到的是，防控制度固然應該詳備，不落實便無甚意義。如果此次指導意見的發布真的能夠擺脫“看上去很美”的命運，那無疑是一件值得人們期待的事情。   　　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如何打破“看上去很美”   　　“我是醫務工作者，在我從醫27年生涯中，我確實救了不少人的命……今天我站在這里，心情很沉重，我違反了國家的法律，犯了受賄罪，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近日，江蘇省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孫華因利用職務之便，在藥品采購、工程建設、財務審批、人事管理領域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獲利54萬余元，站在了被告人席上。   　　而就在孫華受審前一天，衛生部發布《關于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開始向社會征求意見。其中，對于包括決策權、基建權、采購權等在內的多項醫院管理權進行了明確規定。   　　院長職權“包羅萬象”   　　今年50歲的孫華，1998年8月至2004年11月任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副處職）、藥事管理委員會主任；2004年11月至2009年7月兼任市婦幼保健院院長；2009年7月至案發前任市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   　　據檢察機關指控，孫華于2002年至2011年間，利用負責第一人民醫院藥事管理等工作、主持婦幼保健院全面工作的職務之便，在醫療設備及藥品采購、工程建設、財務審批、人事管理等方面為多家企業和個人牟取利益，先后13次收受王某等人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54萬余元。   　　采購醫療設備、采購新藥、空調凈化工程的城建、招聘醫務工作者、提升醫院中層干部……在檢察機關的公訴中，這些都成為了孫華受賄的途徑。在庭審過程中，孫華也對其中的絕大多數數目款項供認不諱。   　　“這并不稀奇，在醫院特別是公立醫院這樣一個比較特殊的機構，帶有行政權力的‘一把手’在設計采購、人事、財務甚至是基建方面都有發言權甚至決定權，從而導致了我們自己都開玩笑說‘醫院一把手都快成高危職業’了。”北京某三級醫院的田姓主任對記者說。   　　大權大貪小權小貪   　　“只要有一定的權力，在目前公立醫院體制下，就有利可圖。”   　　在左思右想之后，北京某三級醫院的外科主任張丹拒絕了私立醫院年薪20萬元的招聘。   　　“雖然在公立醫院，我拼命干每個月的工資也就1萬元出頭，但是其他收入有啊。而在私立醫院我只能靠干活掙錢，其他收入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對于“其他收入”的定義，張丹笑了笑坦言，“就是你們抨擊的回扣什么的。”   　　張丹說，從業20年，經歷了大中小各型醫院，“在醫院的管理方式上，和醫療水平無關，都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一把手’方式。所以在中國目前的醫院里，大家都多多少少要爭個小頭目當。”   　　“你看現在在醫療系統，各種職稱、升級考試為什么那么火爆，還不是因為硬件上去了，才能朝著‘有利可圖’的官位進攻。”張丹說，“手術室兩年裝修一次，醫療設備沒怎么用就換新的，進個護士‘水漲船高’已經超過10萬元……這樣的事情似乎在每家醫院都在上演，主人公是院長、副院長等等的‘一把手’們，像我們這些科主任的小‘官兒’也就是在藥品上有些‘油水’，但是到了進藥這些關鍵環節也沒有我們什么事情。”   　　此前，記者曾參與過多起醫療腐敗案的調查報道。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醫療腐敗案件的一個極為特殊的特點是“大權可能大犯罪，小權可能小犯罪”。   　　對此，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專門審理此類案件的檢察官向記者介紹說：“醫藥衛生領域的腐敗從藥品生產開始，遍布于每一個環節。醫療腐敗案件主體涉及職務層級多，不僅包括中、高級縱向領導關系，同時涉及橫向業務管理，且涉案人員均為擔任一定職務的實權人物。”   　　為此，衛生部出重拳，發布《關于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對于醫院管理權進行明確把控。   　　在開展醫院管理廉潔風險防控、促進醫院管理干部規范用權方面，征求意見稿提出，基建權要實行工程造價跟蹤審計，重點防范招投標和資金管理使用中的廉潔風險；采購權要重點加強藥品、設備、試劑、耗材等物資采購的監管，加強對公開招標、邀請招標、詢價采購和單一來源采購的管理；人事權要強化對干部任用、人員招聘、職稱評審、編制管理、轉崗和執業資格管理的監控；財務權要強化對資金集中統一管理、執行財務內控制度和基建項目、大額購置、專項資金等重點支出的監控。   　　“衛生部推出的醫院管理權力改革方案，抓住了牛鼻子，方向完全正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向記者表示，“當前我國事業單位存在的最大問題就在于權力過于集中。只有在決策執行體制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才能解決我國當前事業單位改革中存在的瓶頸制約問題。”   　　管理高度集權是病因   　　但與此同時，征求意見稿在一些醫務工作者看來，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關于決策權、基建權、采購權等醫院管理權的規定目前已經存在于紙面之上了，只是沒有執行。”從業十余年，供職于北京市一家三甲醫院的韓霞對記者說，“比如說在采購方面，的確是按照征求意見稿附則公立醫院醫院管理廉潔風險防控規則中‘由藥事管理與治療學委員會（組）組織，在紀檢監察部門監督下，從本單位具有副高級以上專業技術職稱的臨床、藥學人員中隨機抽取專家，以票決制方式確定’，‘按照編制采購計劃、單位主管領導審批、專門委員會論證、制定采購文件、發布采購公告、開展資質審核、組織招標評標、簽署供貨合同和采購驗收’等規定程序進行，但拍板的時候仍舊是主管領導一個人說了算。”   　　查閱相關資料，記者也發現，近年來，國家相關部門對醫療腐敗著力甚巨、出手頗重，制度建設逐步健全。前不久，衛生部發布《醫療機構從業人員行為規范》，明確指出“醫療機構從業人員應該廉潔自律，恪守醫德，不索取和非法收受患者財物，不利用職務之便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早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即提出，醫生收回扣將不再僅僅屬于職業道德或者紀律的范疇，而被歸入商業賄賂，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量刑。   　　然而，醫療腐敗卻屢打不絕。   　　北京大學教授李成言認為：“當前醫院管理行政化現象非常嚴重，高度集權產生了腐敗的空間。而藥品直接購銷方式以及醫院經費自籌的政策，造成的以藥養醫的局面，使得醫療系統成為腐敗易發、高發領域。”   　　在李成言看來，缺乏監督更使得醫療系統的腐敗越發難以遏制。   　　對此，喬新生建議說，我國在醫療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實行醫藥分離，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單位尋租空間，“但必須看到，在現有的醫療體制框架內，醫療機構的負責人仍然享有比較大的權力。解決權力失控的問題，必須從基礎建設做起，一方面增加決策和執行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另一方面要對決策的效果進行必要的審計，防止由于錯誤決策而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坦率地說，衛生部出臺的系列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但是要想把這些措施落到實處，還必須進行自下而上的監督。否則，這項管理措施很可能會流于形式”。   　　此外，據業內專家透露，目前我國個別醫院正在試行醫院管理權改革，以把控權力濫用，“主要是實行董事制度，董事會分別由3名醫院代表、1名社會代表、2名相關部門代表組成，互相監督，以避免權力集中帶來的腐敗現象”。（趙麗呂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