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學醫出身，卻到北大任教，成了法學院的“名嘴”；他在中國高校中第一個開設“心理衛生學”課程，20多年“魅力”不減；在互聯網上“百度”一下，即刻能發現19500多個有關他的網頁……但記者對他的關注，不是源于他的知名度，而是他對衛生改革的思考和參與，是他對醫學與法學有機結合的推崇和實踐，是他對衛生法制建設所作出的成績和貢獻。 孫東東 　　 機遇青睞有準備的頭腦 　　●曾經想做一名優秀的精神病科醫生 　　●充滿博愛、公平、人性等特點的法學深深地打動了他 　　孫東東身為北大法學教授，卻與衛生領域有不解之緣，這絕不是偶然的。他“生于中關村，長在科學院”，孩提時因與華羅庚、熊慶來、于光遠等科學家為鄰，大師們的科學精神、嚴謹思維，無時無刻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使他逐漸養成一種堅忍不拔的性格。 　　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對哲學最感興趣的孫東東卻考取了北京醫學院醫療系的精神病專業，理由是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加上“精神病專業神秘而充滿誘惑”。畢業之后，孫東東在北京安定醫院當了五年住院醫。其間，他深深了解了精神病患者除遭受疾病的折磨，還要忍受來自社會各種壓力的巨大痛苦，“這（五年的住院醫）成為我日后長期為精神病防治立法鼓與呼的潛在的動力。”孫東東說。 　　當時，孫東東太想一輩子都當好醫生了，為了能夠不斷提高醫療質量，他利用業余時間嘗試著對一些醫療器械進行改良，后來，竟然像模像樣地搞出了一個“骨科計算尺”，申請了專利不說，至今臨床上還在使用它。這一次成功，大大增強了孫東東嘗試科研創新的欲望和信心，但也給他帶來了厄運，“復雜的人際關系和行業內‘文人相輕’的陋習，使我一度陷入與成果有關的糾葛漩渦中。”孫東東搖搖頭說。 　　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從此，他在博大精深的法律書籍中找依據。漸漸地，充滿博愛、公平、人性等特點的法學，深深地感染和打動了他……經過系統學習，孫東東獲取了第二學歷——法學士學位，同時在司法精神病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有了厚實的醫學和法學的知識儲備，孫東東不僅“水到渠成”地調入北京大學，從事司法精神病學的教學和鑒定工作，也邁開了推崇和實踐醫與法結合的步子。 　 　冷靜思考醫改，呼吁出臺《衛生法》 　　●真正的改革沒有多少現成的東西可循，討論和爭鳴恰恰最容易產生“思想火花” 　　●各種質疑的聲音對準醫院，其實是一種不公平的做法 　　盡管從自然學科轉變到了社會學科，孫東東對衛生行業的關注熱情一點沒有減，只是變得更冷靜了，從法學的角度審視和思索衛生事業發展和改革，并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其“活躍”的程度僅從互聯網上就可窺見一斑。之所以這樣做，孫東東說：“真正的改革沒有多少現成的東西可循，討論和爭鳴恰恰最容易產生‘思想火花’，廣開言路，集思廣益，正是改革所需要的。”所以，他的觀點和見解總是在認真思考的基礎上有感而發，常常收到引發共鳴的效果。 　　隨著“看病難、看病貴”現象凸顯，社會對醫院指責的聲音很多，孫東東認為，問題根本原因不在醫院，是體制機制、政府責任、市場經濟以及藥品招標等諸多問題在醫院的集中體現，醫院成了矛盾的焦點，各種質疑的聲音對準醫院，其實是一種不公平的做法。他提出，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應盡快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盡管我國衛生管理法律法規已經不少，但比較零散，而且存在相互脫節、相互矛盾的現象，很難統一其效力。 　　所以，目前醫療體制改革最主要的任務是制定統一的法律制度，明確各方面的權利和義務，規范行為。他舉例說，人得了病就要上醫院，這就決定醫療消費是剛性的，醫院任何時候都能掙到錢，但政府因此而減少對醫院的投入，甚至個別地方還要醫院“反哺”政府，勢必造成百姓看病越來越貴，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百姓掏錢買政府投入的不足。如果法律對政府應該擔負的責任有明確規定，依法行政，違法必究，就會起到約束、規范行為的作用，也會避免出現這些問題。還有食品安全保障問題也非常典型，我國目前的食品，從原料生產到最后百姓食用的整個管理“鏈條”上，一共涉及18個政府部門，多頭管理和分工的局面，不僅容易造成工作推諉或扯皮，一旦出現重大事故，很難清楚地界定責任。 　　所以，應制定一部“衛生法”，對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宗旨、醫療衛生改革的方向、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保障責任以及醫療衛生機構的權利和義務等，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下來，依法辦事，保證衛生事業正常發展。 　　 參與實踐，力促“布吉模式” 　　 　　●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不能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 　　●“布吉模式”使城市外來務工人員受惠 　　作為衛生法學專家，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不能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必須參與實踐。這是孫東東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他說：“逐步建立醫保制度是醫改的方向，但建立這種制度不能犯‘冒進’的錯誤。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經驗證實，凡是好的、正確的政策，都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所以，要建立能夠充分體現公平性的醫保制度，需要先在弱勢群體或城市邊緣人群中試點，取得成功經驗后再推廣。如今，對城市外來務工人員實施基本醫療保障的深圳‘布吉模式’，在全國已經產生了較大影響，孫東東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深圳市布吉鎮是全國最早為解決外來務工人員“看病難”而采取“勞務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地方。1984年，進入深圳特區的勞務工逐漸增多，布吉鎮工業區的一家企業開始與布吉醫院開展合作醫療，醫院進廠設立醫務室，務工者每月繳納1～7元保費，其余由工廠負擔，醫院為勞務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這項措施受到企業和勞務工的普遍歡迎，到2003年底，全鎮參保人數達10萬多人次。 　　但出人意料的是，這項醫保制度改革于當年7月竟因一項政策出臺而遭遇了“紅燈”，很可能被廢止。這引起長期關注醫療保障問題的孫東東的高度警覺。于是，他幾次自費去布吉鎮作深入的調查研究，最后認為這種“因地制宜、民辦公助、低水平廣覆蓋”解決勞務工基本醫療保障的做法，符合我國國情，具有推廣價值。 　　不能讓這項改革中斷，更不能讓成果夭折。孫東東決定抓緊時間向上“諫言”。他很快地將自己的調研情況，總結概括成“布吉模式”，寫出一份分析透徹且十分精練的調查報告，然后通過多種渠道，提交給國家領導人，呼吁政府給予重視。 　　經過努力，“布吉模式”不但得到了有關方面的充分肯定，深圳市還在對其進一步完善的基礎上，制定出了全市《外來勞務工合作醫療試點辦法》，率先在全國實施。這個時候，孫東東才由衷地感到一種莫大的欣慰。 　　 《精神衛生法》——21年磨一劍 　　 　　●努力將自己對法學內涵的深刻理解及研究成果應用于衛生法律的制定和修改 　　●隨著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精神衛生法》出臺的時機已到 　　在20多年時間里，孫東東參與過多項衛生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改，努力將自己對法學內涵的深刻理解及研究成果應用其中。他認為，中國衛生法既有法律的一般屬性，又有自己的特點。因為，衛生法是圍繞人體健康生命權益而調整各種社會關系的，它不僅受政治、經濟、社會習俗的影響，也受科學技術水平的制約。 　　孫東東參與時間最長的一部立法是《精神衛生法》。從他最初參加草擬工作開始，至今已整整21年時間，完善、修改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他已經記不住這部法律修改過多少遍，也記不清為其付出了多少辛勞。耕耘就會收獲。現在，讓他感到振奮的是，這部法律制定已趨于成熟，有望在2008年前出臺。 　　我國有精神病患者和情感性精神障礙患者約4600萬人，精神病防治工作十分艱巨。為什么這部法律遲遲不能出臺？孫東東解釋說，消除精神病患者的安全隱患，保障其合法權益，關鍵在于立法。由于我國長期對精神病醫療投入不足，致使精神病醫院欠賬多、條件差，加上精神科醫生和心理醫生嚴重虧缺，造成供需矛盾缺口太大，增加了立法難度。由于實施精神衛生法必須有資金的保證，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GDP達到人均3000美元時才具備實力。現在好了，隨著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精神衛生法》出臺的時機已到。 　　孫東東介紹，這部法律規定的內容廣泛，包括政府的資金保證、精神衛生的健康促進和宣傳教育、精神病患者的權益保護和勞動就業、精神病患者的監護管理、治療和康復，以及相關部門的法律責任等，它的實施將進一步促進我國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在孫東東參與的立法工作中，社會反響最大的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及相關的法律規定。近些年，醫療糾紛一直是個敏感的話題。隨著條例的實施，最高法院相繼出臺《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問題》等司法解釋和辦法，導致醫療糾紛訴訟案法律適用“二元論”的現象，甚至有人懷疑條例實施已經出現明顯的“邊緣化”。 　　孫東東對條例的前景仍抱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條例的實施對提高醫務人員依法執業意識，規范醫療行為，起到較大的作用。它在解決醫療糾紛賠償問題上比原來的辦法強，醫療事故鑒定體制實現了決定、組織、實施“三權”分離，同時也起到了預防事故發生的作用。 　　基于目前醫療糾紛的處理并不盡如人意的現狀，孫東東說：“醫患關系緊張不是《條例》與司法的不協調造成的，而是政府行為不到位所致。如果百姓就醫由第三方‘埋單’，糾紛問題會大大減少。”當然，條例也存在缺陷。孫東東建議，目前應結合條例實施3年多時間里出現的問題，展開深入研究，看是法規內容制定有問題，還是操作層面的問題，然后做進一步的完善。 　　為了更好地化解醫療糾紛，構建醫患和諧關系，孫東東在長期調查研究后，提出應該建立“醫事糾紛仲裁制度”。他經調查發現，在我國建立醫保試點的地區，存在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即保險機構無法判斷醫療機構對患者實施的醫療行為是否得當，是否存在超范圍診療，保險機構應不應該支付費用。對此，需要有一個中立的公斷機構，對上述問題作出裁決。否則，醫保體制改革的路很難走下去。 　　按照孫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