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公立醫院放下“利”的包袱，關鍵在補償機制。公立醫院不僅應該回歸公益性，還應該能夠起到公共醫療領導者的作用。   　　在全國兩會期間，一則流行短信《醫生含淚十問衛生部部長》引起代表委員熱議。短信直陳基層醫療工作者的困境，如待遇低、沒有職業認同感等。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坦言，自己看過“十問”，百感交集。   　　這則流行短信，既“問”出了基層醫療工作者的待遇，“問”出了醫患關系的真實，也“問”出了公共醫療機構的屬性問題。過去，公立醫院飽受“公”與“私”的困擾。從屬性看，公共醫療機構當然姓“公”，但所有運行機制卻全然市場化。利益訴求的主導性，不僅導致公共醫療機構的某種異化，造成醫患關系緊張，也讓不少醫療工作者無所適從。   　　醫生“含淚問部長”中透露的迷惑，有望得到明確解答。14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記者會上，衛生部副部長、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馬曉偉表示：下一步醫改工作將圍繞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展開，為此，將著手建立補償機制和監管機制。   　　讓公立醫院放下“利”的包袱，關鍵在補償機制。公立醫院不僅應該回歸公益性，還應該能夠起到公共醫療領導者的作用。這意味著，必須解決公立醫院的后顧之憂。這既包括公立醫院工作者的薪酬水平符合行業標準，也包括在處理公共衛生事件時，由公共財政而非醫院投入政策性虧損。   　　有了這個支持，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就可以保證，而久為社會關注的醫德醫風，也有望得到根本性改善。不過，在加大財政投入幫助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的同時，也要把賬算清楚。現實情況是，地方財政因為區域發展的差異存在較大落差，公立醫院的等級和分布也不均衡。如果財政投入的賬不清楚，公共醫療資源的分配就可能進一步失衡。   　　因此，一方面需要確立中央財政支持和地方財政投入的比例，對落后地區，中央財政理應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財政投入的錢醫院怎么用，由誰監管的問題也需要同時解決。內部監管顯然不是最終辦法。近年來，因為醫保采取總額預付方式，一些醫院為留下結余，對醫生采取“包干制”以防超出定額，導致拒收病人、延緩病情等問題的出現。解決這類問題，既需要采取多種形式的付費方式，更需要引入外部監管機制。如此，錢才能用對地方，醫改效果才能完整呈現。   　　大力推進公立醫院回歸公益，鼓勵社會資本進入，以形成良性競爭的公共醫療體系，應是醫改的最終目標。而公立醫院能否回歸公益性，考量著醫改的最大成果，關系到醫生能否不再有“含淚問部長”的困惑，更決定著公眾能否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基本醫療服務。同時，這也是必須擴大的民生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