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家棟，內科學及血液學家。多年致力于臨床醫學和血液學研究；主持建立中國第一個輸血及血液學研究所：重視醫學教育，積極參與恢復八年制的醫學教育。曾主編《內科學基礎》、《診斷學基礎》、《臨床血液學》及其他醫學專著。 　　鄧家棟，１９０６年２月９日生于廣東蕉嶺縣的一個農村。祖父中年客死南洋。祖母撫養二子長大成人，并資助他們在本鄉小鎮新鋪圩開設一家黃煙茶葉店。家有田產十數畝，由婦女耕種（這是當地風俗）。祖母勤儉持家，重視兒孫輩教育。 　　鄧家棟有二姊、一兄、一弟，還有堂兄弟７人。鄧家棟在鎮上的高等小學讀書時，每逢星期無及假日亦到店中學做生意。１９１９年高小畢業，只身赴離家５０華里的梅縣投考廣益中學，被錄取后，留校就讀。１９２４年畢業，成績名列第一。按規定可由學校保薦免交學費升入上海滬江大學（與廣益同屬一個教會）。其堂叔了解到家棟愿讀理科及醫學，乃勸他改入蘇州東吳大學。鄧家棟將中學成績單、推薦信以及上海滬江免考錄取的證件寄至東吳大學，得到同意，遂轉入該校。１９２５年當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時，他參加了全蘇州學生的宣傳募捐活動。孫中山逝世后，他參加了蘇州市民的追悼大會。他在東吳大學還聽到過革命家惲代英、肖楚女等的演說，深受影響。 　　１９２６年暑假，他與幾位同學慕名轉學北京燕京大學，插入三年級，主修化學及醫學預科。１９２８年在燕京畢業，獲理學士學位。他在燕京期間曾參加一個秘密的學習小組，接觸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啟蒙教育。按北京協和醫學院規定，讀完三年大學的自然科學（生物、物理、化學、數學）即可報考醫科。燕京的化學教授兼醫預科主任威爾遜（Ｓｔｅｒｎｌｅｙ　Ｄ．ｗｉｌｓｏｎ）了解到他經濟困難，又知他成績優異，遂主動與協和代校長格林（Ｒｏｇｅｔ　Ｓ．Ｇｒｅｅｎｅ）商量由格林個人貸款供鄧家棟人協和讀醫。鄧家棟遂于１９２８年夏投考協和，被錄取并獲免學費獎。在協和的第二年他向學校借貸，第三年再次得免學費獎。他在學習期間生活十分儉樸，節衣縮食，經常穿藍布大褂，而惟努力學習，畢業時得到最優成績獎。他即以獎金還清全部債款。 　　鄧家棟１９３３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后，留校任內科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兼助教，同時參加內科血液學的教學和實驗研究工作。１９３８年冬他被派赴美國，人哈佛醫學院的桑代克（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研究所，在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邁諾特（Ｇｅｏｒｇｅ　Ｒ．Ｍｉｎｏｔ）和卡斯爾（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Ｃａｓｔｌｅ）等著名血液學家的領導下從事血液學研究。１９３９年冬回國前，他遍訪當時美國的著名血液學專家和科學研究機構。１９４０年春他返抵北平，仍在協和任內科主治醫師兼講師，并主持血液學實驗室的工作。１９４０和１９４１連續兩年他兩次患原因不明的自發性氣胸，又因臨床醫療任務較重，未能在留美時所作的溶血機制研究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科學研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協和醫學院和醫院被日本侵略軍強占，鄧家棟至道濟醫院任內科主任，約一年后轉往天津加入由幾位校友創辦的天和醫院任內科主任，后兼任院長。１９４８年北京協和醫學院恢復后，被聘回校任內科襄教授兼內科副主任，仍主持血液學組和實驗室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鄧家棟仍留校工作。１９５６年他奉中央衛生部和總后勤衛生部之命，在天津建立輸血及血液學研究所并任所長。１９５６年參加軍事醫學考察團赴蘇考察。 　　１９６０年夏他奉調回北京擔任北京醫院副院長，不久又兼任保健局副局長，做高級干部的保健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隔離審查，１９７１年被遣送江西五七干校，１９７２年因病離五七干校回京。 　　“文化大革命”后，他一度在人民衛生出版社任總編，主要負責書刊的編審工作。１９７８年被調至中國醫學科學院參加教育方面的領導工作，井與黃家駟等籌備恢復八年制的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他又與同仁努力將血液學研究所從四川簡陽遷回天津原址。他被任命為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副校長，并兼血液研究所名譽所長。 樂于做臨床醫生 　　鄧家棟在協和醫院任住院醫師三年，總住院醫師一年，受到嚴格而全面的內科臨床和血液學專業的訓練。他從未脫離臨床。１９３７年他在《中華內科雜志》發表一篇自述《我樂于做臨床醫生》，說明他歷來都是熱愛臨床工作。 　　他認為臨床醫生首先要熱愛自己的工作；要熱誠為病人服務，待病人如親人；要不斷學習，提高業務水平；對病人還要有充分的責任心。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１９３６年他任住院醫師時，遇到一位脊髓灰質炎患者，他及時發現病人已發生呼吸神經麻痹，并將其放人人工呼吸機（鐵肺），使其生命得以挽救。他又認為對病人的臨床表現必須隨時進行細致觀察并如實記錄下來，才能避免錯誤。也是在他任住院醫師時，遇到一個中年病人反復發生原因不明的心力衰竭。檢查中他發現時有時無的、典型的二尖瓣狹窄的舒張期心臟雜音，主治醫師和其他醫師的短暫觀察均未能予以證實，但他堅信自己的觀察所得并將其記錄下來。后患者死亡，尸體檢查發現左心房中有一個有蒂的粘液瘤。這一瘤體使二尖瓣產生時有時無的部分狹窄現象。這就證明他的觀察是正確的。在臨床工作中，正確的分析也十分重要。在美國波士頓進修時，參加過一次有許多名醫參加的臨床病理討論會，討論一個被多數人診斷為急性闌尾炎穿孔和彌漫性腹膜炎的病例。他仔細分析病史和臨床資料之后，獨持異議，井提出傷寒病腸穿孔的可能性。尸體檢查結果證明他的診斷完全正確，使滿座為之震驚，他的精辟分析使聽眾莫不折服。 決心研究血液學，創建血液學研究所 　　在協和醫學院第三學年的病房見習中，鄧家棟遇到一個青年病人，某醫學院的一年級學生，患的是急性粒細胞白血病，有高熱、重度貧血和出血現象，但精神還很好。病人不了解這病的嚴重性，在述說病史之后，又絮絮叨叨地談到他的學習目的和計劃，并希望將來成為醫學專家。鄧家棟自己也是一個青年醫學生，知道這病在當時除靠輸血可暫時維持生命外并無治愈的希望，聽完病人的話深表同情，心情又非常沉重，同時把這血液病看作對他，也是對所有醫生的嚴重挑戰。時隔不久，他又遇到一個真性紅細胞增多癥病人。這也是原因不明的病，當時也沒有特效治療，只能靠放血以減輕癥狀。此外，他還看到不少黑熱病病人，他們都有較嚴重的貧血，白細胞和血小板減少，原因也不明。他接觸到的這些病人和其他種種血液病方面的問題促使他下定決心要對血液病進行研究，以期有所貢獻。因此，他在做住院醫師期間，除做好臨床工作之外，還擠出時間到內科血液學實驗室從師血液學專家福克納（Ｃｌａｕｄｅ Ｅ．Ｆｏｒｋｎｅｒ）教授學習血液學的臨床和實驗室檢查的基本知識和科學研究方法，包括血液和骨髓涂片的細胞分類、超活體染色和出血凝血等試驗。１９３７年他和Ｆｏｒｋｎｅｒ等共同報告中國第一例世界上少見的嗜酸粒細胞白血病。關于黑熱病的血像問題，他證明其病原體（即利杜體）及其培養液對實驗動物的血像沒有直接影響。他又發現動物的骨髓提取液不含刺激造血的因子。在黑熱病人的尿液和前列腺液中他發現了利杜體，并證明利杜體能在有普通細菌污染的環境中生長，借以解釋在咽拭子涂片中也可找到利杜體（Ｆｏｒｋｎｅｒ等的發現）的現象。在美國進修時，他在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研究所的研究課題主要為紅細胞溶解機制，他發現在血流阻滯和血氧缺乏的情況下，正常紅細胞可向球形轉化，直至自行溶解。他返國后惋惜無機會將這一研究繼續深入下去。 　　１９５７年中國第一個輸血及血液研究所在天津建成后，鄧家棟對該所的科室建設和干部培養作了安排，同時根據平時戰時結合、中西醫結合和臨床與實驗室結合的方針，主持制定了輸血及血液學的科研發展規劃。當時決定以再生障礙性貧血和白血病為血液學的重點研究課題。短短兩年余的時間，該所已具有一定規模，工作正順利地開展并取得了初步成績。凍干血漿已研制成功；高質量的右旋糖酐已能生產，供臨床應用；水解蛋白的研究也已取得成果；臨床方面，再生障礙性貧血和白血病的治療有了進展；輸血工作常規和血站建設方案已經制定并上報衛生部。在這期間該所舉辦了各種進修班，為全國各地培養了數批血液學和輸血工作的骨干，壯大了血液學的隊伍。 為重建北京協和醫學院出力 　　八年制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于１９５３年停止招生，１９５９年恢復并改稱“中國醫科大學”，“文化大革命”期間又遭解散。鄧家棟于１９７８年被調至中國醫學科學院后，即與黃家駟等一起醞釀再次恢復八年制的醫學教育，重建協和醫學院。經過克服種種阻力，該校終于在１９７９年以首都醫科大學的名義重新招生，１９８７年第一屆學生畢業。校名于１９８５年改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 　　鄧家棟認為為了發展醫學需要有各層次的醫學院校，要有高層次的，學制較長的醫學院以培養師資和科學研究人才。中國醫學科學院和協和醫院的設備條件、師資、教學傳統和實習基地（包括醫學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和各醫院）完全有條件可以擔負這一任務。 　　在醞釀恢復協和醫學院時，首先提出的是關于舊協和的評價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們曾把舊協和作為“美帝文化侵略的堡壘”進行嚴厲的批判。從舊協和畢業或工作過的人都不能不對“親美、崇美、恐美”思想作深刻的檢討。“文化大革命”期間，舊協和更被全盤否定。然而人們又不能不注意到舊協和對中國的醫學衛生事業確曾有過貢獻，有過不少很有價值的科研成果，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這是因為，無論舊協和的創辦人的目的和動機是什么，但具體執行辦學任務的人則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醫學家。他們明確提出的目標一直是要把協和辦成一所世界水平的第一流的醫學院，而他們確實是相當成功的。協和醫學院在世界上有了相當高的聲譽。舊協和的嚴格選拔學生，在教學中精簡課堂講授，加強實驗室和臨床實踐，重在啟發教育而避免簡單灌輸，培養獨立思維分析能力……等傳統對于培養高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