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年遠涉重洋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傅萊這位出生于奧地利的“洋大夫”，已經在中國生活工作了6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了中國國籍，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在烽火硝煙的抗日戰爭年代，他的足跡曾踏遍晉察冀邊區的山山水水，像白求恩一樣，用一生書寫著獻身共產主義的博大胸懷。日前，記者專程赴京進行了采訪。 　　在北京協和醫院，84歲的傅萊已經住院2年多了，雖然已不能與人說話，但他依然能用眼神與人交流。 　　10月末的一天，在北京的一所美麗別墅里，記者與傅萊的夫人———江國珍一起回憶了傅萊充滿傳奇的一生。 　　1939年1月，19歲的奧地利共產黨員石泰因·理查德（傅萊），幾經周折來到中國晉察冀邊區，“我就像孤兒回到了母親的懷抱”。 　　1939年1月15日，一艘輪船駛入東海，抵達了上海港，19歲的傅萊為了追尋心中的信念遠渡重洋來到中國。這個出生于奧地利維也納一個普通家庭的獨子，早在上中學時，就參加了奧地利共產黨組織的各種活動，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參加各種醫護訓練，并于1937年加入奧地利共產黨。1938年，傅萊在奧共地下黨的幫助下來到了中國。 　　江國珍說：“因為他聽說在中國有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八路軍，一切都是為了老百姓謀利益的。他覺得這樣的組織是和他的信念、他的追求一致的。所以，盡管他的許多同學都去了別的國家，而他還是毅然選擇了中國。” 　　剛剛抵達上海，傅萊便親眼目睹了日寇鐵蹄下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和中國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他更堅信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是拯救中國人民命運的隊伍，堅定了一定要找到她的念頭。于是，他又離開上海，輾轉天津、北京等地，急切地尋找著共產黨。為此，他還跑到北戴河，希望能從那里去找冀東八路軍，可是未能如愿。就在他返回邢臺的途中，意外地結識了一位美國人胡本德。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同八路軍有聯系的胡本德從此使他完成了心中的夙愿。 　　江國珍為我們描述了傅萊當時的驚喜：當時，他正在天津市的一個醫院里工作，有人給他轉來了聶榮臻司令員的口信，歡迎他加入晉察冀邊區的醫務工作。這一喜訊把他高興壞了，后來他對我說，當時他“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兒回到了母親的懷抱”。 　　就這樣，在部隊的護送下，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傅萊終于到達了革命根據地———晉察冀邊區。 　　聶榮臻司令員親自為他取了個中國名字———傅萊。1942年至1944年，傅萊奔走于烽火硝煙中的太行山區進行戰地救護。 　　在傅萊的家里，記者看到一個發黃的小筆記本，那是傅萊學習中文的記錄，每一頁上都密密麻麻地寫著漢英對照，足可看出傅萊學習中文的認真與刻苦。在白求恩衛生學校執教期間，為了教好課，他首先要過的就是語言關，這對于傅萊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教學的講稿原來有德文、英文兩種，為了學會中國話，用中國話講課，就先借助字典查出講稿上的字和詞，按字典上的中文字體樣式抄下來，然后在每個漢字上注上發音，請同志們編成句子教自己練習發音。所以那時候他每給學員上一次課都得花八九個小時準備。”江國珍為我們揭開了謎底。為了能給這位戴眼鏡的國際友人創造一點好的學習條件，聶榮臻司令員還專門特批，給他可以同時點兩個捻子油燈的“特殊照顧”。 　　就這樣，“不到一年的時間，他的中國話已經講得相當不錯了”。 　　也是在晉察冀邊區，傅萊有了今天這個令他自豪的中國名字———聶榮臻司令員按他本名石泰因·理查德的發音為他取名“傅萊”。 　　在那嚴酷的戰爭年代，傅萊總是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戰斗在抗日前線。1942年到1944年兩次反掃蕩中，他在白求恩衛生學校一邊擔任傳染病教學，一邊和學員一起參加戰地救護和部隊衛生工作。他嚴于律己，平時和同志們一樣拾糞、生產、背背包行軍。他對待教學工作認真負責，講課又善于誘導，受到了官兵的喜愛。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傅萊同志在特定的條件下還積極地研制新的藥品。1943年，日寇層層封鎖解放區，條件極端困難，藥品也極為匱乏。偏偏這個時候，邊區又流行麻疹、瘧疾。已是邊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傅萊，為了尋求驅疾良方，不懼艱險，登門拜訪，求教當地中醫用針灸治療瘧疾的方法，用中西醫結合的辦法控制了病情；同時又深入作戰部隊，加以試驗和推廣，收到了一定效果，受到了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贊揚。 　　1945年，隨中國醫科大學到張家口后，他一面任教，一面搞科研，并利用美國援華委員會寄來的青霉菌菌種和部分資料，因陋就簡地建起了實驗室，成功地自制了有效含量更高的粗制盤尼西林，并親自送往部隊，大大緩解了解放區外傷用藥緊缺的狀況。 　　在傅萊的家里，我們看到了許多當年的老照片和一些文件資料：彭真簽名的批準傅萊入黨的批示、聶榮臻司令員簽名的任命書……江國珍說，這些都是傅萊的寶貝，他精心收藏著這些東西，也精心收藏起一段歷史…… 　　傅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娶了一位中國妻子。他的根已深深扎入這古老的黃土地。 　　“富有感染力又帶些純真的孩子氣，咬字十分清楚、講一口流利的北京普通話，熱情、親切、隨和……”在江國珍的眼里，傅萊除了藍眼睛、高鼻梁以外，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他對中國有著刻骨的愛，他對曾經戰斗過的晉察冀有著深厚的感情。 　　在傅萊的眼中，無產者憑著《國際歌》，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方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戰友，共產主義事業是沒有國界的。正是這一思想使他在中國一呆就是60多年，并且加入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籍，成為一名中國人。 　　1944年，向黨組織提出申請近3年的傅萊，經聶榮臻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了整整十年青春和熱血的傅萊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抉擇：革命已經成功，要不要回奧地利？江國珍說，其實當時他也想過，到底是回去還是留在中國，但這種猶豫只是片刻的。“后來，他說，還是等把國家建設好一些再說吧！”這時，他已經和中國人民建立了真誠深厚的感情，把中國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深深地知道，剛剛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廢待興，正需要各類人才！不久，他毅然提出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國籍，“我要做一個中國人，我的事業在中國。” 　　和每一個中國人一樣，傅萊也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和十年浩劫，他的腿因為缺乏營養而浮腫過，他鐘愛的醫學研究和情報工作被中斷過，他甚至還被懷疑為“希特勒派遣小集團”嫌疑犯……但是，他始終沒有動搖過自己的信念和他對中國真摯的愛。 　　“1961年我們新婚不久，經批準回奧地利探親，這也是傅萊離開家鄉后第一次回國。當時中奧還沒有建立外交關系，我們是在瑞士同他母親見面的，當時他父親已經去世了。很多人都說我們不會回國了。誰知假期還沒到，我們就回到了中國。”江國珍說：“其實，好幾次回去的時候，他在奧地利的同學、朋友都極力地挽留他，而且，因為他是家里的獨子，他母親也很想讓他留在身邊，但是他真的已經很自然地融入了中國，他總是說‘做人要有志氣，一定要把事業進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中國政府和人民愛護我，我的條件比群眾優越得多，而我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太少啦！’‘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 　　幾十年后，當傅萊重回晉察冀時，鄉親們仍然能認出這位當年的“洋八路” 。 　　1987年，對晉察冀邊區有著深厚感情的傅萊重回當年戰斗過的地方。在河北阜平縣大臺村，傅萊考察革命根據地人民的生活狀況。村子里那些質樸、重情的鄉親們依然能認出這位當年的“洋八路”，熱情地與他圍在一起。傅萊的老房東更是緊緊地拉著傅萊的手，告訴他戰爭年代傅萊用過的那條三條腿的凳子他一直保存著，傅萊的心頭陣陣發熱…… 　　當年血氣方剛的19歲青年，如今已是不得不帶上心臟起搏器的耄耋之人了。但是，作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顧問、中國醫學信息所名譽所長、中國醫學圖書館名譽館長，作為第六、七、八、九屆連任的全國政協委員，他始終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關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建設，把對中國的熱愛體現在具體的實際努力之中，在那一份份基于深入基層并深思熟慮的建議和提案，一次次針砭時弊、語重心長的談話與發言的背后，我們分明看見，傅萊，這個從奧地利來的“白求恩”，已經把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國這片古老而又煥發著青春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