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5月21日訊　 　　他成了藥品市場的攪局者因為這個原因，他曾被封殺，貨源被斷掉 　　2010年3月至今，局內人楊炯企圖用一場小小的實驗向外界證明兩個事實：一、醫藥這潭水到底有多深；二、大幅降低虛高的藥價是可行的。 　　楊炯實驗的主體是一種治療肝病的核苷類藥物——阿德福韋酯片，在外面的藥房或者一些醫院，一盒這種藥品零售價格在160元左右，但是在楊炯的肝病研究所，同品牌同包裝的這種藥片零售價格卻僅為45元。 　　藥價差距很大，但操作方式卻并不復雜：像所有民營醫院一樣，楊炯利用民營這個身份，跳過了醫藥采購平臺招標、醫藥公司這些藥品流通環節，直接同藥品生產廠商達成供銷關系，拿到這種藥時的價格僅為20元/盒。他做的最艱難選擇是，無視藥廠規定的220元/盒的零售價，而是按照45元/盒的價格出售，并且在媒體上登出廣告造勢。 　　他成了藥品市場的攪局者，因為這個原因，他被某藥廠封殺，貨源被斷掉，但是國內生產阿德福韋酯片的藥廠很多，一家藥廠停止供貨，另一家藥廠的代表會馬上來建立起供銷鏈。“當然，他們在賣給我貨之前，都會提醒我，可以低價賣藥，但不要像上次那么聲張。” 　　楊炯說，自己沒有停止低價銷售的實驗，只是將其換了個名字——“藥品團購”。 　　對于楊炯的“藥品團購”實驗，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曾回應說，“民間藥品團購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專業醫生的指導下，藥品團購是可行的。”對公立醫院來說，要面臨多方的監督和管理，調控藥品價格的自主權不如民營醫院，“所以藥價虛高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到醫院身上。藥價虛高主要體現在流通環節，這才是需要壓縮掉的一部分”。 　　藥品市場的攪局者 　　在2003年轉業之前，楊炯是廣州軍區空軍某部衛生科的科長，這個自1989年就在部隊醫院任職的醫生，當時早已熟悉一盒藥的價格構成，“拿一盒零售價11.5元的藥來說，藥廠出廠價僅為2元，銷售代表拿0.5元，醫藥公司拿0.5元，醫生回饋3元，交稅2元，醫院加成1.5元，剩下的2元就是各種公關成本。” 　　這是一條冗長的流通渠道，藥從藥廠到患者手上分別要經過全國代理商、大片區或省級代理商、地市級代理商、醫藥公司、醫院，每通過一個流通環節，藥價便上漲一分。楊炯說，“雖說國家的規定是，醫院直接從藥廠進藥，可事實上，這些流通環節仍然存在。” 　　轉業后，楊炯在廣州開起了自己的肝病研究所，這時候，在大多數藥品的進藥過程中，他選擇的是一條簡潔得多的途徑，“我一般是跟我能聯系上的，并且和藥廠關系最近的代理商溝通”。整個流通過程為藥廠——代理商——楊炯的研究所——患者。流通環節唯一的額外費用僅為每盒一元左右的配送費。 　　最簡潔的進藥途徑讓楊炯把進藥價壓到最低，而這樣的進貨途徑也并非楊炯獨創，大多數民營醫院、診所和OTC的進藥途徑都是這樣——盡可能從最簡潔的途徑進藥。 　　但奇怪的是，進藥價降下去了，零售價卻沒有相應地降下來。楊炯拿出幾份藥廠下發的價格通知，在其中一份四川藥廠發出的通知上，該藥品的單盒含稅零售價為222元。“相信嗎，這種藥我是按每盒19元進的，我賣45元/盒，其他藥房的進價應該和我差不多，但是他們賣出來至少得130元/盒。”楊炯有些激動地說。 　　在決定低價售藥之前，他也像后者一樣，售藥價格在單盒百元以上。那時候，他還不是藥品市場的攪局者。 　　生意社5月21日訊　 　　他成了藥品市場的攪局者因為這個原因，他曾被封殺，貨源被斷掉 　　2010年3月至今，局內人楊炯企圖用一場小小的實驗向外界證明兩個事實：一、醫藥這潭水到底有多深；二、大幅降低虛高的藥價是可行的。 　　楊炯實驗的主體是一種治療肝病的核苷類藥物——阿德福韋酯片，在外面的藥房或者一些醫院，一盒這種藥品零售價格在160元左右，但是在楊炯的肝病研究所，同品牌同包裝的這種藥片零售價格卻僅為45元。 　　藥價差距很大，但操作方式卻并不復雜：像所有民營醫院一樣，楊炯利用民營這個身份，跳過了醫藥采購平臺招標、醫藥公司這些藥品流通環節，直接同藥品生產廠商達成供銷關系，拿到這種藥時的價格僅為20元/盒。他做的最艱難選擇是，無視藥廠規定的220元/盒的零售價，而是按照45元/盒的價格出售，并且在媒體上登出廣告造勢。 　　他成了藥品市場的攪局者，因為這個原因，他被某藥廠封殺，貨源被斷掉，但是國內生產阿德福韋酯片的藥廠很多，一家藥廠停止供貨，另一家藥廠的代表會馬上來建立起供銷鏈。“當然，他們在賣給我貨之前，都會提醒我，可以低價賣藥，但不要像上次那么聲張。” 　　楊炯說，自己沒有停止低價銷售的實驗，只是將其換了個名字——“藥品團購”。 　　對于楊炯的“藥品團購”實驗，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曾回應說，“民間藥品團購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專業醫生的指導下，藥品團購是可行的。”對公立醫院來說，要面臨多方的監督和管理，調控藥品價格的自主權不如民營醫院，“所以藥價虛高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到醫院身上。藥價虛高主要體現在流通環節，這才是需要壓縮掉的一部分”。 　　藥品市場的攪局者 　　在2003年轉業之前，楊炯是廣州軍區空軍某部衛生科的科長，這個自1989年就在部隊醫院任職的醫生，當時早已熟悉一盒藥的價格構成，“拿一盒零售價11.5元的藥來說，藥廠出廠價僅為2元，銷售代表拿0.5元，醫藥公司拿0.5元，醫生回饋3元，交稅2元，醫院加成1.5元，剩下的2元就是各種公關成本。” 　　這是一條冗長的流通渠道，藥從藥廠到患者手上分別要經過全國代理商、大片區或省級代理商、地市級代理商、醫藥公司、醫院，每通過一個流通環節，藥價便上漲一分。楊炯說，“雖說國家的規定是，醫院直接從藥廠進藥，可事實上，這些流通環節仍然存在。” 　　轉業后，楊炯在廣州開起了自己的肝病研究所，這時候，在大多數藥品的進藥過程中，他選擇的是一條簡潔得多的途徑，“我一般是跟我能聯系上的，并且和藥廠關系最近的代理商溝通”。整個流通過程為藥廠——代理商——楊炯的研究所——患者。流通環節唯一的額外費用僅為每盒一元左右的配送費。 　　最簡潔的進藥途徑讓楊炯把進藥價壓到最低，而這樣的進貨途徑也并非楊炯獨創，大多數民營醫院、診所和OTC的進藥途徑都是這樣——盡可能從最簡潔的途徑進藥。 　　但奇怪的是，進藥價降下去了，零售價卻沒有相應地降下來。楊炯拿出幾份藥廠下發的價格通知，在其中一份四川藥廠發出的通知上，該藥品的單盒含稅零售價為222元。“相信嗎，這種藥我是按每盒19元進的，我賣45元/盒，其他藥房的進價應該和我差不多，但是他們賣出來至少得130元/盒。”楊炯有些激動地說。 　　在決定低價售藥之前，他也像后者一樣，售藥價格在單盒百元以上。那時候，他還不是藥品市場的攪局者。 　　也有啃不動的骨頭 　　楊炯的低價售藥活動是從2009年3月開始的，在當時，他將原售價為148元/盒的阿德福韋酯片按45元/盒銷售，并登出營銷廣告，他稱之為零利潤售藥。實際上這次活動是有利潤的，而且不薄，這種產自福建的阿德福韋酯片的單盒進價僅為20元/盒左右。 　　“一方面，我是為了給患者減輕經濟負擔。”在談到低價售藥的原因時，楊炯如此回答，同時，他也不諱言自己的私心，“另一方面，我又想將低價售這種藥作為營銷手段，帶動其他藥的銷售”。 　　這種叫阿德福韋酯片的藥物，是國家批準的治療肝病的四種核苷類抗病毒藥物之一，因為抗病毒作用不是很強，所以它并非一線用藥，但是又因為價格低廉及耐藥性低等特點，所以又會被經常使用。在眾多藥品中，楊炯單單選擇這種藥物做活動，也正是這個原因，“它性價比最高，我的百分之五六十的病人都會用到這個藥”。 　　零利潤售藥活動確實有轟動效應，來研究所看病的患者增長了一倍，從平時的每天20余人增至40余人。但有轟動效應也并非全然都是好事，“活動剛做了兩周，下游的經銷商鬧開了，我這么低價售藥，搞得他們沒了利潤，他們給代理施壓”，楊炯成了游戲規則的破壞者，幾經權衡，代理商悄悄斷了楊炯的藥品。 　　可事實上，斷貨沒有造成太大麻煩，阿德福韋酯片的市場是個供大于求的市場，一家藥廠斷了供應鏈，其他藥廠很快就重新連接了進來，以20元/盒左右的價格，楊炯又進過三四種阿德福韋酯片，他都以45元/盒的價格出售。楊炯說，在賣藥之前，這些代理商總是不忘叮嚀，“要低價藥可以，但是千萬別像上次那么聲張”。但是自己沒有停止低價銷售的實驗，只是將其換了個名字——“藥品團購”。 　　在楊炯看來，他用過的近十種阿德福韋酯片成分及效用都差不多，多數的進貨價格也差不多，20元/盒左右，但是也有這個價格拿不下的藥品，比方說某進口品牌和國產的某個品牌，這兩個品牌都在我市三甲醫院的采購名單內，10mg×14片一盒裝的，零售價分別為157元/盒和160元/盒。 　　楊炯有時候還會拿代理商給出的價格，0.5元、1元地壓低進價，但是這兩種藥是他啃不動的骨頭，這兩種藥他的進價都在140元/盒左右。 　　“他們的市場太穩定了，手頭有三甲醫院這樣類似家樂福的大醫院，又何必在乎我們這些小士多店，我們議價能力太弱。”談起這個，楊炯有些無奈，可是因為有患者需要，他又不得不進這兩種藥，盡管在他看來，“這兩種藥和其他同類藥在效用上沒有太大區別”。 　　藥價虛高 　　主要體現在流通環節 　　對于楊炯“藥品團購”的活動，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曾經有過回應，“藥價虛高的責任不在衛生部門，也不在醫生。民間藥品團購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專業醫生的指導下，團購藥品是可行的。”但是相對楊炯這種民營醫院，公立醫院因為要面臨多方的監督和管理，降價的自主權不大。 　　根據去年發布的最新的基本藥物及非基本藥物采購通知的規定，全省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必須通過政府搭建的省醫藥采購平臺開展掛網品種采購活動。 　　生產企業參加藥品集中采購活動報名和競價。按照質量優先、價格合理等大原則，專家組對競價藥品綜合評價等議定后，最終形成可供采購人選擇的藥品品種掛網目錄。采購人從掛網目錄里選擇采購藥品。 　　廖新波介紹，藥品政策及價格制定都并非由衛生部門實施，在公立醫院通過政府組織的采購平臺統一采購這個環節上，好多中標的藥品價格已經偏高了，“所以藥價虛高責任不可全部推給醫院”。 　　政府對公立醫院補償不足，廖新波認為是促使藥價偏高的另一個原因，“作為價格建議主體的醫生，習慣了以藥養醫的老模式，在慣性思維下，理所當然地希望藥價能越高越好，不然拿什么養活醫院。” 　　廖新波認為，要解決藥價偏高不能單靠醫院，需多方努力：一是相關職能部門加強對藥物采購的監管，“壓縮掉流通環節的藥價虛高，因為這是藥價虛高的主要部分”。二是政府加強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徹底改掉醫生以藥養醫的慣性思維，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