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媒體報道了這樣一組振奮人心的數字：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馬繼興研究員帶領4名學生，歷時十余年，調查了11個國家和兩個地區137家圖書館收藏的27250部中醫古籍，復制回歸了總計266種宋、元、明、清版本的善本醫籍與抄本，復制頁數達174152頁，校點出版或影印了69種…… 　　數字是抽象的，但數字背后馬繼興老人手持黃卷獨對青燈的面孔卻生動清晰。 　　寒來暑往七十八載，他用永不言倦的生命執著地探究著中華五千年醫學史的博大精深。 　　面對他靜靜坐定。穿越他深邃的目光和思想，我們與歷史對話。 　　 輯復、補訂、考證、注釋、語譯、點校、分析……這些動詞架構了他的人生 　　 　　走進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像是走進了漫漫的歷史隧道。馬繼興從一撂古籍資料中抬起頭，眼神略顯茫然，思緒分明還停留在剛剛正在閱讀的某本古籍上。 　　在故紙堆中“鉆”了一輩子的馬老告訴記者，一代代流傳下來的古籍不外乎以下三類：第一類為傳世古籍，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第二類為輯佚古籍，即古籍本身已失傳，但零散地見于其他文獻，如同把頭骨碎片復原為一個完整的頭蓋骨一樣，古籍輯佚就是要 把那些四處散落的資料全部找出、集合以恢復其原貌；第三類為出土古籍，即古書已失傳，秦漢以后的古人都無緣看到，但卻通過考古發掘得以與今人相見。 　　馬老一生正是游弋于這三大類古籍中，輯復、比較、補訂、考證、注釋、語譯、點校、分析、評按……這些聽上去單調而枯燥的動詞架構了他全部的事業人生。 　　成書于公元前三四世紀的《神農本草經》是我國最早的藥學專著，原書早佚。他經十余年收集資料精心輯復的《神農本草經輯注》，其信實程度和校勘程度，大大超越了以往諸家輯本，其研究達歷史最高水平。 　　他苦心搜集流散于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及保存于國內各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家等處的敦煌出土隋唐手寫卷子80種，醫書殘卷百余部，所著《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是迄今收集敦煌醫藥文獻最多的著作。 　　他參與了建國后每一次出土發掘的古醫藥文物研究。那些沉睡千百年的殘帛碎簡在世人眼里如天書般不知所云，到了他手里卻變成了可以為世人分享的寶貴財富。 　　上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珍異的醫書。殘帛上記有“麋突”，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馬老將其釋為“眉墮”，即掉眉毛，相當于現在所講麻風病癥狀之一的眉毛脫落。該解釋后來被湖北張家山漢墓出土的《脈書》所印證。 　　有一年，發掘河北藁城商代墓葬，發現小石一片，裝在精美的盒子里，隨身而葬。考古者不解其意，去問馬老，他說：“這是砭鐮。死者生前曾用它解除病痛。墓葬時帶著它作紀念。”來者將信將疑，馬繼興取古代文獻佐證，遂成定論。 　　清末，英國人斯坦因到敦煌騙買石室醫書，斯坦因所獲，現藏倫敦博物館。其中一件殘片僅52個字，斷續不能連讀，許多研究者熟視無睹，他卻敏銳地意識到它的價值，他考證出這是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刻本殘頁，原書刻于唐代，為世界醫藥科技版刻印刷史最早的實 物。 　　《針灸銅人與銅人穴法》、《武威漢代醫簡》、《導引圖》、《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藥典學著作??唐新修本草》、《現存最古的針灸圖》、《我國最古的醫方??五十二病方》、《我國最古的藥酒釀制方》、《宋代的藥商》、《漢代及漢代以前非醫學文獻中有關預 防醫學的記載》……翻過他一生所著140余篇論文，近20部專著名錄，中華醫學宏大精微的歷史畫卷在眼前清晰展現。 　　 他人眼里的深奧與枯燥卻是他全部的樂趣所在 　　1925年，馬繼興出生于山東濟南一個殷實的回族家庭。外祖父是當地名中醫，耳濡目染之下，他自幼對古文、中醫興趣濃厚。 　　1941年，他考上施今墨在京創辦的華北國醫學院。畢業后，他像其他同學一樣開始了私人掛牌的行醫生活，但僅僅做了半年就放棄了。為什么？馬老說，那個年代，私人開診所，功夫在“醫”外，要能講會說，要會處理方方面面的關系，“我可搞不了這個，明明是看不了的病，也要吹噓自己看得如何如何好……” 　　恰好有一個去北京大學醫學院生理系當助教的機會，馬繼興毅然調頭走向了教學講臺。這輩子，只要是與書本、學問打交道，他就有身心如歸之感。 　　1955年中國中醫研究院成立時，他順著命運的安排來到了歷史留給他的位置???中國醫史和中醫文獻研究。馬老說，在事業的選擇上，他從來就清楚自己喜歡什么，該干什么。盡管此生他選擇的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學術領域，但他人眼里的深奧、枯燥卻是他全部的 樂趣所在。 　　1957年，生性耿直的馬老，因說真話而被劃為右派，下放農村種田，拖著老寒腿爬電線桿做電工。“文革”中又遭迫害，頭部被造反派重擊，至今留有后遺癥。 　　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做學問。老伴兒說，那些日子，他在墻上貼著工作進度表，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排得滿滿當當；在江西農村一邊種田，一邊還利用業余時間編寫草藥名錄和植物檢索表，拉著當地赤腳醫生給人家教授草藥課…… 　　正是靠著骨子里生發出的那份對學問難以割舍的愛，他把自己從屈辱和傷痛中一步步“拖”了出來。他的一位同事說，等大家知道做學問的可貴了，開始下功夫了，才發現，馬老已經走得很遠了…… 　　1990年出版的《中醫文獻學》是馬老撰著的我國第一部中醫藥文獻專著，全部直接采用第一手資料編纂而成。 　　書中，他對古代各類中醫藥傳承系統、版本源流總括出200余幅圖表，共參考引用了近千種古今文獻。有評論道：“不只是規模宏遠，得未曾有，并能出淺入深，富于創見。” 　　中醫文獻學這一新興學科誕生于馬老手中。 　　從上世紀80年代始，馬老主持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中醫研究院以及國際合作的十幾項重大科研課題，獲獎無數。6名博士生、12名碩士研究生、40余名進修生出自他的門下。 　　問他這個專業的最大樂趣是什么，他說：“當你走進這個領域，你會發現好多東西是別人所沒見過的，這些知識是前人的經驗成果，不僅當時讓人們受益，今后也會讓人受益。我為我能從事這項工作而感幸運。” 　　 他奉獻給世人的一定是要經得起歷史推敲的東西 　　 　　馬老做的是正本清源的工作，本底不明，源頭不清，學科“下游”的發展就會受阻。 　　1984年，馬繼興在山東中醫學院學報上發表《治學瑣記》，他這樣寫道：“搞科研要用事實說話，即言必有物，物必由本……在中醫文獻和醫史研究方面，具體內容就是原始資料和實物證據（包括歷代文物在內），如不能掌握第一手資料，深入一線，而是人云亦云，展 轉引錄，又不加核實，就易造成以訛傳訛，錯上加錯的弊端。” 　　馬老學問做得扎實，向他討教訣竅，他笑笑說：“老實講，我是一個愚笨的人。做學生時，背誦古醫書原文如《內經》、《傷寒論》及湯頭、藥性等，往往要花比別人多數倍的時間才能記牢。我一生主要得益于一個‘勤’字，上課靠認真聽記，自學靠背誦和隨手摘錄，保存下來的歷年筆記、卡片，一直幫我起到了‘記憶’的作用。” 　　上世紀70年代，馬繼興和文物學家一起完成了《馬王堆漢墓帛書》（醫學部分）的寫作出版，后來又經過大約20年時間獨自完成了近百萬字的《馬王堆古醫書考釋》。考古學家李學勤先生在該書出版序言中寫道：“馬大夫知識淵博宏富，態度謙沖謹慎，于中醫各方面，特 別是醫史文獻，精通嫻熟，對克服整理注釋工作中的許多困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逐漸了解到他多年從事中醫文獻研究的經歷，知道他怎樣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以科學的方法鉆研探索，積稿充柜滿箱。我能夠讀過的他的著作，僅僅是其一小部分，已足令我興望洋之 嘆了。” 　　馬老的“勤”不僅僅體現在他一生所做的數不清的卡片、筆記，也不僅僅是他奉給世人的累累碩果，那成箱整柜沒有發表或出版的著作更讓人感慨驚奇：1943年至1945年寫成的《微針探源》，1952年寫成的《漢魏以前非醫學文獻中論醫的研究》（3冊），1956年寫成的《中國本草學源流初集》（5冊），1957年寫就的《傷寒論現存版本源流考》（上下卷），1962年寫成的《黃帝內經原文出處考校》（共10冊），1974年寫成的《人類催眠性抑制的理論與實踐》，1987年寫成的《中國針灸學史》（第三稿，6冊）……問馬老為什么不將這些書出版？他淡淡回答：它們還不夠完善…… 　　馬老還保留著當初自己和人民衛生出版社簽訂的有關《中醫針灸學史》的出版合同，記者看到，那上面甚至都已定好了具體的出版細節。但最后關頭，他主動選擇了放棄。他說，他奉獻給世人的一定是要經得起歷史推敲的東西。 　 　他干的就是一個清貧的專業，能省就省 　　馬老和夫人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起初，彼此并沒什么感情，但半個多世紀的相濡以沫，他們越來越離不開對方。在他們家找不到他們年輕時的合影，卻在墻上發現他們夫婦72歲時補拍的結婚照。雖青春不再，但依然燦爛的笑容卻清楚地傳遞著幸福的信息。 　　有人說他們像“李雙雙”先結婚后戀愛。從不看電影的馬老瞪著眼睛問：“誰是李雙雙？” 　　老伴兒笑著說，老頭子就是這樣“迂”，除了嗜書如命，再無其他愛好。解放初期的節假日，他們倆全是在圖書館里度過的。她的任務是幫馬繼興抄寫資料。馬繼興和她商量說，咱這輩子可都得這樣過了，只能要一個孩子了。 　　馬老生活簡而又簡。一襲藍布中山裝，一輛吱嘎作響的老式26女車是他外出時的全部“裝備”。 　　著作等身，卻沒有一間像樣的書房。60平方米的住房里除了幾件老掉牙的舊家具外，其余地方堆的都是書籍資料，書桌只能委屈地躋身于狹小擁塞的陽臺上。旁人看了搖頭感嘆，可馬老不在乎，“有個地方能安靜看書就行”。 　　馬老的很多書稿是用廢舊的賬本寫就的。辦公室里的電話還是那種老式的黑色撥盤。復印紙一定是兩面用完才踏實。搞文獻須臾離不開的文件夾、卡片盒，馬老均親手制作，所用的材料是別人當垃圾處理的廢廣告紙、廢紙盒…… 　　馬老說，他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