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黃，藥理學家和中西醫結合研究中藥藥理學的開拓者。他對中樞神經系統遞質乙酰膽堿類藥物與抗乙酰膽堿藥物的神經精神行為藥理學的研究，為我國防化學神經毒劑與抗毒劑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礎。他通過黨參、黃芪、枸杞等補益藥對神經與免疫功能的調節等作用的研究，提出了神經、內分泌激素與免疫功能網絡三結合作為中醫藥整體思想，開拓了天然藥物研究的中西醫結合道路。 周金黃（１９０９—　　） 　　周金黃，１９０９年６月９日出生于湖北省黃岡縣一個小農家庭。父親為醫生，１０歲時，隨全家移住漢口，就讀于輔德中學，１９２４年畢業。 　　（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年，他先后在長沙雅禮大學、南京金陵大學、上海滬江大學、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學習。他酷愛文學與歷史，尤其偏愛古典英文傳記。由于幾位兄長未能繼父志學醫，他幾經猶豫，終于選擇了學醫的道路，于１９３４年畢業于北平協和醫學院。１９３２年冬至１９３３年春參加中國紅十字會華北抗日醫療救護隊，在原熱河省與河北省長城沿線宣傳抗日救國與從事醫療工作。 　　在學醫時期，他對醫學發展史有濃厚興趣，認識到中國醫學在１７世紀前（１５７８年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醫藥學。其后歐洲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唯物論的誕生及自然科學的興起，為歐洲醫學奠定了現代醫學基礎。他由此而萌發了借鑒西方醫學復興祖國醫學的思想。 　　他在畢業前就進入藥理研究室，１９３３一１９３７年在神經內分泌學教授萬代克（Ｈ．Ｂ．ｖａｎＤｙｋｅ）指導下，研究動物大腦垂體前葉激素的生理效應。在當時國際學術界，這是新開辟的科學領域。他在協和藥理研究室生化學家、藥理學家集體配合下，首先分離出生長激素、促甲狀腺分泌激素、促性腺激素等有效物質，并在未成年大鼠和去垂體幼年大鼠模型中加以定性、定量與鑒別性實驗觀察，從而肯定其特性與生物活性。有關研究成果連續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并被寫成英文專著《腦垂體的生理學與藥理學》上冊（１９３６年）、下冊（１９３９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３５年８月，他曾隨中國生理學會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國際生理學大會，在訪問蘇聯、德國、美國各大學期間（１９３５一１９３６），他有幸與當時國際生理學權威學者接觸，看到巴甫洛夫（當時已８０高齡）親自領導高級神經活動研究的各項工作，參觀訪問英國國家醫學研究院時，親聆院長戴耳（ＳｉｒＨ．Ｈ．Ｄａｌｅ）關于他發現神經遞質研究工作的過程，從而使他對國際生理學與藥理學前沿學科有了較深入的了解。在美國，周金黃在神經血管感受器反射學權威教授施米特（Ｃ．Ｆ．Ｓｃｈｍｉｄｔ）實驗室協助教授承擔醫學學生實驗課，并研究中樞神經興奮劑對神經與血管反應的耐受性。在德國錢森（Ｈ．Ｊｅｎｓｓｏｎ）教授的藥理研究所，周金黃配合該所研究德國民間的心血管植物藥歐寄生（Ｖｉｓｏｕｍ ａｌｂｕｍ）有效成分的分離提取及對心血管活動的調節作用。 　　在抗日戰爭八年中，周金黃先后在廣州孫逸仙醫學院與貴陽醫學院任教，并在貴州省制藥廠工作；１９４２年，到成都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開始研究神經藥理學，并發現嗎啡對內臟功能如消化道運動、血糖水平、內臟血管張力的作用都是通過興奮神經中樞（迷走神經）使其外周神經末梢釋放乙酰膽堿而引起的；切除迷走神經后，這些作用就消失了。當時在成都的中央、華西、齊魯三所大學醫學院與生理學及藥理學有關的教師在蔡翹教授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定期召開學術報告會，編印學會會刊，成為抗日戰爭大后方主要的醫學研究中心，使一大批中青年科學家，包括周金黃在內得到鍛煉與成長。 　　抗日戰爭結束后，周金黃于１９４６年回到故鄉武漢市，主動協助武漢大學（當時也從四川省遷回武昌珞珈山原址）籌建醫學院與附屬醫院，并受聘為醫學院代理院長、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周金黃提倡藥理學應以實驗研究與臨床研究相結合的方針，他主持成立臨床藥理研究室，并親自參加臨床工作，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回到北京協和醫學院，重建藥理科室，編寫臨床與實踐相結合的藥理學大型教科書，培育藥理學專業進修生與研究生。在教學與研究中，開展了中藥人參、五味子、甘草等實驗研究，證明中藥的臨床功效基本上可以用現代藥理學方法加以證實、補充與提高，從而堅定了他后期研究中藥的信心。 　　１９５１年，他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軍事醫學防護研究工作，任毒理學專家組長。他揭露美軍在朝鮮北方與我國東北地區多次施放細菌武器的罪行，以謀求國際醫學界正義人士對我國的廣泛支持。如英國著名人文與自然科學家李約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與國際和平大會主席法國科學家居里（Ｊ．Ｃｕｒｉｅ）等都對細菌戰進行過譴責。他還參加中國代表團赴民主德國、捷克和奧地利宣講與揭發美國侵略朝鮮北方的罪行和新中國和平建設的成就。 　　他于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多次訪問蘇聯，參加藥理學和軍事醫學的學術會議，參觀著名的大學、研究院、科學院等單位，結識了蘇聯醫學科學院士藥理學權威教授安尼啟可夫（Ａｎｉｃｈｋｏｖ）、扎庫索夫（Ｚａｋｕｓｏｖ）等，為溝通中蘇藥理學研究起到有益的橋梁作用。此后，他被調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任防化醫學藥理毒理研究所教授、副所長、所長等職，前后３０余年。在他的努力下，我軍建立了防化醫學、化學戰劑毒理學、精神神經藥理學與毒理學等專業隊伍，研制并裝備部隊多種防毒急救針劑與藥品，在某些神經毒劑與抗毒劑研究課題方面，走在國際同行研究者之前列或處于領先地位。他獲得中國人民解放軍個人二等功和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集體，主要有功人員）。 　　１９６３年，周金黃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主動要求參加醫療隊，在遼寧省蓋縣和山西省夏縣農村前后一年余，用針灸與中藥為當地農民治好了一些病痛，得到鄉親們的信任，也使他親身體驗到針刺療法與民間草藥的“神效”，從而決心在晚年堅定不移地走西醫學習中醫之路，開拓中西醫學結合研究中藥藥理功效的新途徑。返回北京后，他刻苦學習中醫理論、方劑、辯證施治，并獲得進一步的提高。繼而組織有志于研究中藥藥理的中青年藥理學與藥物學工作者共同創建中藥藥理研究室，開展常用中藥如黨參、黃芪、人參、枸杞子、女貞子、仙靈脾、首烏、地黃等補益藥的研究。通過實驗研究，他證實補益藥補益功效，與中醫扶正固本思想為基礎的整體觀與現代醫學神經內分泌激素與免疫功能調節網絡系統學說，是互相支持和統一的。這些研究成果為研究延緩衰老與增強腫瘤治療藥中利用中藥提高免疫功能、緩解病痛提供了新的依據與線索。 　　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他多次出國訪問歐美國家，介紹中國研究中醫藥的成就。１９６４年，他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國際藥理學大會，向大會報告我國天然植物藥的藥理學與化學研究進展，１９８５年，訪問美國芝加哥的伊利諾斯州立大學與聯合國衛生組織合作的傳統醫學研究中心，介紹中藥補益藥的免疫調節效益。１９８９年，訪問新加坡和美國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介紹了中藥研究的進展，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大學、咯馬林達大學，介紹中藥抗衰老效應等專題，使國外藥理學家對我國近年中西醫結合研究中藥成就有了新的認識與了解。 　　１９８８年，他應邀赴青島海洋大學，了解了該校新成立的海洋藥物研究所為開發我國海洋藥物資源和海產補益食品所做的一些開創性的研究與生產情況，并應聘為該校海洋藥物藥理學教授，積極配合培養研究生的工作，在桑榆暮景之年，還努力為新興的海洋藥物藥理學做出貢獻。 創立中西醫結合的藥理學 　　周金黃在一篇學術思想專文中寫道：“我們有責任把我國古老的醫藥學的優秀傳統哲理與現代醫藥學的發展結合起來，在中西醫結合的道路上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藥理學，它將為２１世紀國際藥學的發展做出我們中華民族的貢獻”（引自：生理科學進展．１９８５，１６（１）：１—５）。 　　本世紀２０年代，是我國現代藥理學初創時期，當時以發現麻黃堿的作用為藥理學的里程碑。陳克恢博士從美國留學歸來（１９２３—１９２５），親自從市售中藥麻黃提得純品麻黃堿，并在藥理實驗中發現它具有模擬體內分泌的心血管功能增強劑腎上腺素的作用，在西醫臨床試用有顯著抗休克或抗虛脫等一系列療效，引起了國際上對中藥的重視。這就成為國內外研究中藥的經典模式。 　　在研究中藥藥理學中，周金黃認識到中藥與西藥屬于兩種醫學思想體系，其概念、詞匯、術語、內容表達幾乎完全不同。植物藥在西藥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少，多數已經提練成單一成分的化學藥物，而中藥則是按中醫藥歸類自成系統的天然藥物，其中最突出的一類又是西醫藥最不易理解或研究的，就是補益藥。中醫尤其重視補益藥中的補氣藥，如黨參、人參、黃芪等。西醫詞匯中沒有“補氣藥”的名詞。中醫的“氣”涵義之廣可以容納陰陽萬象，可簡略為維持機體正常功能的物質原素，與現代科學的“能量”相仿。為此，他建議另創一新詞“ｅｎｅｒｇｅｎ”表示“氣”，該詞來源于希臘文“ｅｎｅｒｇｅｉａ”（能量）一詞，詞尾－ｇｅｎ表示源于氧氣（ｏｘｙｇｅｎ）、氫氣（ｈｙｄｒｏｇｅｎ）之縮合。“ｅｎｅｒｇｅｎ”表示中醫“正氣”存在于宇宙萬物之中，為生命活性的原動力。補氣藥為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ｅｎｉｃｓ或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補陽藥為Ｙａｎｇ－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補陰藥Ｙｉｎ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見“傳統醫學與現代藥理學國際會議（ＴＭＭＰ）論文摘要１９８６：２１；全文見ＴＭＭＰ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１９８７：３—２０Ｂｉ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０ｎａ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他在用現代藥理學的新思路研究中藥補益藥的功效時，提出中醫整體氣血陰陽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