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呼吸，閉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最清新氧氣，用最動聽的聲音消除一切距離，努力愛……”當羽泉的這首流行歌曲唱響大江南北時，你可曾想到，呼吸，自人類生命伊始到回歸大地之時，就一直伴隨左右，不離不棄……抑或說，當呼吸離棄之時，就是人類生命行將結束之際。當然，不愿輕易放棄生命的人類會千方百計地把呼吸留住——呼吸醫師應運而生，為人類筑起健康的長城！ 　　而在國內千千萬萬呼吸醫生里，有那么幾個人，他們戰斗在與病魔抗爭的第一線，在抗擊ＳＡＲＳ的戰斗中立下赫赫戰功；他們永遠不忘把治病救人當作自己的天職，在科研、教學、臨床實踐中做出讓人驚嘆的成績。于是，這５位眾望所歸的杰出代表在第五屆中國呼吸醫師論壇上，在來自全國各地的５００余位呼吸醫師代表的見證下，獲得了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頒發的首屆呼吸醫師獎。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看看這５位首屆呼吸醫師獎得主走過的足跡—— 　　“我對醫學的熱愛，來自對病人求生愿望的理解，來自對接觸病人痛苦的責任感，也來自為病人治好病后所得到的安慰和鼓勵。” 　　　　　　　　　　　　　　　　　　　　　　　　　　　　　　　　　 ——鐘南山 　　也許正是因為清楚病人對生的渴望，鐘南山才會在廣東ＳＡＲＳ最危急之時主動請纓“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們醫院送”；也許正是因為承擔著作為醫者的責任，他才會在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的那個下午，在坦言還沒找到ＳＡＲＳ的確切病源后指出ＳＡＲＳ可防、可治、可控，讓混亂恐慌了十多天的廣州恢復正常。 　　翻看鐘南山１９８２年回國后的學術成就就會發現，他在抗擊ＳＡＲＳ中所做的，是他２０多年來的忘我拼搏精神的延續。別的不說，單是首次證實并完善了“隱匿型哮喘”的概念，以及提出內皮素－１（ＥＴ－１）是哮喘的重要致炎因子、ＥＴ－１能活化生長因子（ＴＧＦ－ｂ）兩個開創性工作就足以讓人信服了。 　　事實上，無論展開鐘南山哪一個成就，都可以找到一條讓人嘆為觀止的醫學發現之旅。就說“隱匿型哮喘”的證實吧，那時鐘南山已是廣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簡稱呼研所）的所長，工作十分緊張，按理說是不可能拿出專門時間來研究這種在科研計劃范圍之外的“病因不明的頑固性咳嗽”。然而鐘南山心中有一絲成功的預感，他覺得無論如何也應該完成它，于是他晚上和節假日的時間就被這“病因不明的頑固性咳嗽”占據了。翻查資料的過程中，鐘南山記起自己在英國留學時曾對這方面的資料有過接觸，幾經努力后他在讀書筆記中終于找出那段記錄：杜馬斯·佩蒂教授曾提出“隱匿型哮喘”的概念，但由于沒有具體數據，沒被醫學界承認。此后鐘南山只要一碰上與病因不明的頑固性咳嗽有關的病例，就會馬上把它“逮”住。此時，恰逢廣州市呼研所為了解氣道高反應性對哮喘的影響，開展歷時２年的普查。鐘南山借此機會進行了大數量青少年流行病學調查及隨訪（６年），在經過反復細致的探討研究后，提出氣道高反應性與哮喘密切相關，哮喘患者氣道反應性較重，而癥狀消失時氣道高反性減輕。而后，鐘南山及他的學生、同事在《無癥狀的氣道高反應性提示有隱匿型哮喘嗎？》一文中，首次證實并完善了佩蒂提出的“隱匿型哮喘”概念。 　　不但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堅持不懈，鐘南山對同行的研究也是全力支持。一位呼吸科專家就回憶了這么一件事：２００３年，為了讓哮喘患者得到更全面的治療，她受委托設計了一個哮喘管理方案，然而在方案制定完畢，拿到學術會議上討論時，卻碰到了一些麻煩。有不少人提出說方案涉及面過廣、要求過細，很難實施。當時這位專家也感覺到壓力很大，擔心方案不能實施了。突然她想起留在廣州奮力搶救ＳＡＲＳ患者的鐘南山，于是撥通了他的電話，把與會者的意見以及討論的情況告訴鐘南山。鐘南山很堅定地表示：“方案可以改，但必須要實施，而且要做好！”最后方案終于在國內的許多醫院順利實施。“鐘教授在整個方案的實施過程中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不但給予我學術方面的支持，也給予我精神上的鼓勵。”這名專家的聲音里滿溢著感激之情。 　　“科研是醫學家的天職，但不是醫學家的最終目的，醫學家的最終目的是造福病人。”鐘南山一直是如此認為，也是如此做的。 　　“既然患者相信我們，把生命交給我們，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盡全力治療呢？” 　　　　　　　　　　　　　　　　　　　　　　　　——陳萍 　　也許正是因為有如此的信念，陳萍才會為搶救患者２１天沒回家，一直睡在病房。據同事說，陳萍雙休日、節假日肯定在科里查房，一天不拉，即使外出開會回來也經常直奔病房。事實亦確實如此，周五晚上她因飛機晚點，直到周六凌晨２點才回到沈陽，而周六上午９：０５記者撥通她辦公室電話時，她爽朗明快的聲音就從電話那頭飄過來了。 　　“那是２０００年的事了。”當陳萍談到“哮喘控制簡化方案（ＥＡＭ）”的設計過程時，語調開始變得遙遠。當時國際通用的“全球哮喘防治創議（ＧＩＮＡ）方案”比較復雜，不便于醫生記憶，也不利于患者接受——ＧＩＮＡ采取的是分級治療的辦法，把患者劃分為間歇性和持續輕度、中度或重度４個等級，而后根據級別確定治療方案及用藥劑量。在我國呼吸協會哮喘學組開會研究一套簡化方案時，陳萍自告奮勇承擔了這個設計。 　　在設計簡化方案的過程中，陳萍注意到中國患者與外國患者一些細小的差異，如體表面積普遍比較小、種族差異等等，于是推測中國人吸入糖皮質激素應該比外國人要少。為了摸索中國人吸入糖皮質激素劑量是否可以減少，同時也是為了讓更多的呼吸科醫生在實際工作中按ＧＩＮＡ方案的指導熟悉分級治療哮喘，陳萍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開始組織全國范圍的吸入糖皮質激素劑量對比試驗。“當時要說不擔心是騙人的。”陳萍邊回憶邊微笑著說，“畢竟全國有不少醫院都沒做過藥物臨床研究，擔心結果出來科學性會比較差。”因此當時陳萍把參與試驗的醫院分為兩組：做過藥物臨床試驗的教學醫院（Ａ組）和普通的二、三級醫院（Ｂ組）。經過半年的試驗，陳萍終于得出結論：中國人使用ＧＩＮＡ規定量的半量就足夠了。而當初她希望達到的另一個目標也順利完成了，在Ｂ組的４０１７名患者中有１８０６個患者的病歷是完全符合ＥＡＭ要求的。 　　陳萍有一個延續了多年的習慣，每當碰到急重癥患者，她都會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留給他們的家屬，并且囑咐若有緊急情況，無論什么時候都可以給她打電話。有遠道而來的患者看病后沒有回家的路費，她就為患者掏錢買車票；有的買藥錢不夠，住院費不夠，她就為患者墊付。一位患者把她墊付的醫療費郵回來時，在匯款單上寫道：“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白求恩精神，衷心地感謝您。” 　　“沒有付出是不可能有收獲的，誠然對有些患者我們是無能為力的，但還是有許多是只要我們努力了，就能從死神手里奪回來的。” 　　“醫生不能像過去那樣用生物醫學的思維按部就班，未來的醫學倡導的是社會醫學、預防醫學。” 　　　　　　　　　　　　　　　　　　　　　 ——殷凱生 　　人文關懷，這是與殷凱生教授交談的過程中，明顯觸碰到的一個詞。從藥品的應用到義診的意義，殷凱生的言談不時由平緩轉為短促而跳躍。尤其是談到新藥研發“必經”的臨床試驗時，他的聲音更是顯得異常激昂，在激動的聲音里包含的是他的憂慮與思索。 　　“作為一名戰士，醫生必須了解自己手上的武器！”跟其他專家相比，殷凱生更注重藥物的應用，他一再強調在藥品品種繁多的現在，醫生必須對所用的藥物有透徹的了解。“然而，現在不少臨床醫生對藥品說明書關注不夠。”殷凱生聳了聳肩，有些無奈。曾經，他就碰到這樣的患者投訴：醫生接診了一名１６歲的患者，由于該患者身高較高，醫生在開藥時就隨手開了一種喹諾酮類藥物。結果患者家長發現藥品說明書上分明寫著：１８歲以下不可服用。后來院方花了很多功夫才讓患者家長的情緒平復下來。自此以后，殷凱生把所有可能使用的藥品說明書裝到一本冊子里，要求科內醫生必須熟練掌握說明書內容并按說明書用藥。 　　大概是因為工作單位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是我國首批批準的新藥研究基地，殷凱生一直關注新藥的研制、開發和合理應用。他從開始從事新藥研究起，２０多年來一直十分留意藥品研發過程中的倫理問題。“始終要牢記一點，新藥研發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患者，受試者也屬必須保護的范圍。”殷凱生一再提醒正在進行新藥研發的醫生不要忘記，至少有一半的受試者必須接受對照藥物，而且許多試驗中對照藥僅是安慰劑，這部分受試者為整個試驗做了很大貢獻，甚至做出了一些犧牲，因此醫生應當在既保證臨床試驗科學性的情況下，盡可能減少或避免對受試者的傷害。“過去有些醫生做新藥研究時，只把受試者當成試驗對象而非服務對象，這是不正確的。”殷凱生認為，如果只重視新藥研究結果的科學性，而不重視受試者的安全性，就從根本上違背了倫理的要求。 　　除了重視基礎研究和疑難病例的研究，殷凱生也十分重視醫學科普和對患者的教育。近８年來每年的“世界哮喘日”和“ＣＯＰＤ日”，他都親自組織“南京地區哮喘之家”的１４所三級醫院舉行大型咨詢和義診活動。“在診室里接觸到的患者數量是有限的。”殷凱生坦言，往往都是病情比較嚴重的患者才會去大醫院找專家看病，這些中晚期的患者通常要花許多錢卻收不到理想效果，其實很多患者只要在早期服用少量藥物治療就能很快痊愈。“因此做群眾性的預防工作，社會效益更大，對患者的益處更多。” 　　有人提出疑問，“義診和科普宣傳有必要動用各醫院的頂梁專家嗎？”殷凱生有些激動地反駁：“專家出義診、參加科普宣傳要比普通醫生更有作用！在進行多年的大型咨詢和義診后，我發現重病患者明顯減少了，許多患者的控制比過去改善了。”這位被江蘇省醫學會、省電視臺和省電臺評為“最受患者歡迎的坐堂名醫”的呼吸專家，臉上閃耀著人文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