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活著是為了什么，我覺得就是要為別人做點事，我也知道我做的事已經很多了，我也知道自己太累了，我也問過自己是不是該歇歇了，但一看見病人就歇不下來了。 汪忠鎬 好醫生就要善于為病人動腦筋 　　最近身體好嗎？記者問汪老。汪老掏出化驗單說，好什么，手術后飯吃得少了，血脂卻比平時高了4倍。汪老因疑似哮喘，在去年第5次住院后被下了病危通知單，然而他不僅在為自己作出診斷后奇跡般地好轉，還在去美國治療前的住院期間，堅持為患者做了幾例大手術。 　　他說，如果沒看見就算了，一旦看見了，無論什么情況，我能解決的都要替病人解決。一個人活著是為了什么，我覺得就是要為別人做點事，我也知道我做的事已經很多了，我也知道自己太累了，我也問過自己是不是該歇歇了，但一看見病人就歇不下來了。 　　事實上，汪老自行醫以來，還從沒有歇過的時候。“文革”時，根據毛主席把醫療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汪忠鎬參加了專門為貧下中農開設的“6·26病房”，正是在那里，他接觸到各科的工作，甚至連婦科和護士的工作也都做得得心應手。當他為一個患者切下了重達4斤4兩的腫瘤時，大家伙敲鑼打鼓地為他慶祝。因為病人多醫生少，往往最嚴重的病人都需要汪忠鎬來治療。1971年，他為一位甲狀腺腫瘤患者完成了一個難度非常高的手術后，病人的食道開始化膿，大家都覺得救不活了。汪忠鎬急得幾天幾夜合不上眼，終于想出了一 個辦法，把一個塑料管套上個橡皮膜，插到食道里再打入氣體，終于把漏洞堵上了，這就是他的最早發明——自制球囊導管。這一技術經過推廣，使救治率從36％提高至90％；用該法治療腹主動脈騎跨栓時還避免了開腹，圍手術死亡率從46％降至10％。唐山大地震時，他又主動報名到災區救治傷員，在學生的幫助下，一天就做了43例手術。 　　“文革”后期，已經結婚的汪忠鎬在協和醫院第一個報名到大西北“扎根”。 　　在治療中，汪忠鎬發現很多貧困地區的病人經常挺著充滿腹水的大肚子前來就醫，并伴有肝脾腫大、食道靜脈曲張、下肢腫脹、皮膚潰爛等癥狀。教科書上關于這類疾病的描述只有簡短的一段話，一些大夫把這種病作為肝炎后出現的肝硬化來治療，結果越治越糟，病人死亡率竟高達90％以上。這到底是什么病？汪忠鎬開始反復琢磨，在學生和同事的幫助下，他進行了20多年的研究，做了68萬人次的大樣本流行病學調查，在大量動物實驗和臨床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這種叫布加綜合征的病癥是一種肝后段下腔靜脈病變導致門靜脈高壓并伴 有下肢靜脈高壓的臨床癥候群。他對該病的病因、發病機理、分型、診治建立了系統的理論體系，創立了多種手術方式，在全國和國際得以推廣，使該病就診時所見的早期病例從10％上升到60％，病人死亡率從90％降到5％以下。為此，1987年，美國霍普金斯醫學院特邀汪忠鎬做報告，并贈送其該校最貴重的禮物—一支“禮拜三領帶”和客座教授稱號。牛津大學醫學教科書專門引用了汪忠鎬這一研究成果。美國脈管學教科書特邀他撰寫布加綜合征章節。 　　除了攻克布加綜合征，汪忠鎬還在國內率先開展了大動脈炎腦缺血的架橋手術、瘤體切開－重建血管法治療腹主動脈瘤等一系列開創性手術，并發明了許多醫療器材，先后成功申報了10多項國家級專利。 　　汪忠鎬說，在“6·26病房”和大西北期間，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貧病交加，什么叫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那時經常是什么醫療條件也沒有，就用當地可以找到的生活生產用具給病人想辦法，從不斷地治好病人中，我自己也建立起信心。醫生的技術是怎么提高的，我覺得就是逼出來的。 　　汪老生病期間，雖然他一再解釋，但根據癥狀很多醫生還是把他診斷為哮喘急性發作。但老人家認為自己每天夜里兩點鐘時會出現憋氣、咳嗽、咳痰的癥狀，只要一坐起來就好很多的現象絕不是哮喘。經過琢磨，他大膽地斷定自己得的是食道反流導致氣管受阻，提出“胃食管反流病不是哮喘”的新概念，并在二炮總醫院建立了胃食管反流病中心。“我不僅把自己治好了，還要把和我得一樣病的人治好，這次去美國就是去研究食道反流手術的麻醉怎樣才能做得更好，到現在我已經治好了22個類似患者。”汪老輕松地說。 　　“在患病中，我深深感到對于一個醫生，醫德和醫技最重要。”汪老說，年輕的大夫應該認識到，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好醫生，就要先培養自己的醫德，有了良好的醫德，就會不斷琢磨技術，醫技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一生碰到了那么多的疑難雜癥，但從沒有推過一個病人，不推脫就要給病人解決問題，為此，僅做實驗的狗我就用了近600多條。所以當醫生，就要敢于負責，勤于琢磨，想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你的病人的實際困難提出來的，好醫生就要善于為病人動腦筋。在我生病期間，我特別痛心，怎么就沒有一個醫生，能把我的 病情詳細記錄下來，然后再去查資料，認真地為我這個病人琢磨琢磨呢？ 　　我代表恩師的水平在行醫，絕不能含糊 　　“我看病是看不快的，”汪老說，“現在很多大夫即使病人住院了，也很少去問問病情，而我看病是很麻煩的。以前看門診時，我需要3個學生幫忙。他們仔細詢問病人得病的前因后果和具體癥狀，然后，我們再逐一分析，所以我看病通常只需要病人來一次就可以給他定論。我曾師從老協和的曾憲九、吳英愷和裘法祖等醫學名家，他們看病，絕不僅僅看看片子就可以了，而是問清來龍去脈，了解現狀，分析各種可能性。對恩師們，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我是代表恩師們的水平在行醫，絕不能含糊。” 　　曾憲九教授是汪忠鎬在協和工作時期的指導老師。在胃癌研究過程中，他不僅手把手地教導汪忠鎬，更在整整一年的時間里，每次汪忠鎬主刀動腸胃手術，他都充當第一助手。修改學生的論文，大到醫學問題，小到文法細節的錯誤，曾老都一個字一個字地認真改正。“一次，曾老給我的英文論文里加了一個單詞，individual（即個體化），”汪忠鎬說，“老師為什么要這么給我改，我仔細琢磨，結果發現，經曾老給我加了這個字后，文章內容的表達更加準確，意義更深刻了，文筆更生動了，別小看加的這一個字，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讓 我一輩子受益。在到協和之前我沒學過英文，正是通過這種一個字一個字去學習的方法，到現在我已經發表了100多篇英文論文。” 　　1984年，七旬高齡的吳英愷教授要創辦安貞醫院，為了建好血管外科，吳老親自四顧茅廬請汪忠鎬加盟。汪忠鎬說，其實老人家第一次來我家，我就同意了，但因為安貞醫院離我家太遠，我愛人不同意。吳老第四次到汪忠鎬家，是個星期天，老人家走時，汪忠鎬和愛人把他送到公共汽車站，人太擠，最后兩人只能把老人家給推上車。汪忠鎬感動了，他于1986年正式轉入安貞醫院。 　　提起裘法祖教授，汪忠鎬說，老人家如今90多歲了，依然在查房，跟他比我差得遠了。在我面臨很多醫療學術的爭議時，裘老都挺身而出，用他的知識支持我。我這次生病，裘老為我查閱了大量資料，在別人均不同意我的結論時，他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我這一生都在用他的一句話來要求自己：做人要知足，做事知不足，做學問不知足。對得起老師的是，我覺得大致上我還是做到了。裘老還曾說過，不近佛者不為醫，所以每次有患者給我紅包時，我都堅拒，現在很多人說，要查醫生的收入，我敢說，要查就先查我好了。 　　如今，汪老已年近七十，但他說，我還覺得自己剛離開校園沒多久，恩師們的教誨猶如昨日般響徹在耳。他至今都記得在協和病案室里看到的上世紀40年代曾先生、吳先生等老一輩醫家書寫的英文病例，從文法到圖表都是精益求精，讓人嘆為觀止。“協和醫院有三寶：病案室、教授和圖書館。協和給學生提供了寶貝，但去挖掘還要靠自己。從恩師的一言一行中，我學到了他們慈善為懷的醫德、嫻熟的技藝、正派的學風和嚴謹的治學態度，這輩子除了醫術，我從不想和別人爭什么，我到哪里從沒有經濟架子，但我有一點學術架子。” 　　為了國家，我絕對可以去拼命 　　在采訪中，汪老流了兩次淚，兩次都是因為他提起了我們的國家。1937年“七·七事變”不久，汪忠鎬出生了，日本人打到了他的家鄉，不甘做亡國奴的父親帶著全家老小開始了三次逃亡。一次，一家人藏在坑道里躲過了日本人的追殺，當時汪忠鎬只有3歲，妹妹只有1歲，如果有一個哭了，一家人全活不了。從坑道里爬出來趕路，一路上遍是同胞們的尸體，逃到浙江南部時，汪忠鎬問爸爸，為什么整個縣城都是黑色的，父親無語了，后來他才知道那是日本人“三光”政策帶來的惡果。 　　“所以我對敵人充滿了無限的恨，為了國家我絕對可以去拼命。而對受苦受難的同胞我充滿了無限的愛，沒這種經歷的人是不會理解的，我們的同胞需要去同情去拯救，而不是從他們那里去攫取，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會做。”說到這兒，汪老攥緊了拳頭，熱淚充盈了眼眶。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汪忠鎬曾親自主持過10多次國際會議。汪老說，在國際會議上，在與別國專家辯論時，我絕對以我們的國家為榮。汪老當選為亞洲血管外科協會主席時，上屆主席以當選為籌碼向他指手畫腳，并表示如果不聽調遣，當選就要出問題。當時，汪老微微一笑說了句，Idon＇tcare（我不在乎）。而第二天他正好要在大會上發言，發言最后，老人家即興宣布：明年在中國我們將召開國際血管外科大會，此話一出，上屆主席目瞪口呆。為了證明中國是否有能力召開國際性大會，他親自來到中國考察，看到了汪老擁有那么多不同 病癥的病人，他無言地離開了。 　　汪老說，我就奇怪，中國人去國外干什么，我總覺得只要我還在，就要在中國，需要我的人在哪里，不是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雖然有十幾家國外高校聘請汪老去做客座教授，但他說，我把這些都只當成是對我的認可，我到國外去就是交流，把好的東西帶回來，同時也要讓外國人知道我們中國也有好東西。 　　10年前，汪老參加在香港召開的一個學術會議，中國去了100多人，但沒有一個人發言和提問。會議的最后一天，汪忠鎬走上了講壇，瀟灑流暢地做了一個大報告，結束后，在場的中國人一擁而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