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醫藥行業中第一家通過書籍公開成功法則的企業，海正持續、穩定而快速的增長背后，隱藏著怎樣的邏輯鏈條呢？ 經濟學家對于企業和企業家的態度大致分兩類：“熊貓”與“狗熊”。“熊貓型”的經濟學家重視企業家的創新作用，為此他們深入企業調查，及時總結企業成功經驗，大力呼吁善待企業家。而“狗熊型”經濟學家更重視維護社會公平，時時留意企業家強勢的現實，每每為國有資產的流失大聲疾呼，對“內部人”的侵害行為提出警告。顯然，“熊貓型”和“狗熊型”都是當今中國需要的。沒有“熊貓型”的經濟學家，中國企業就缺少良好發展的學術環境；缺少“狗熊型”的經濟學家，企業的發展就可能由于個人私欲出現偏頗。 對于海正，我更多想以“熊貓型”的眼光來分析和總結，卻要避免只給廉價的掌聲與鼓噪；同時我更想以“狗熊型”的眼光來指出“海正經驗”的局限，目的卻并不是為了博得所謂的眼球聚焦和嘩眾取寵。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在國家經貿委工作起，我就開始持續關注企業成長的話題，并曾對國內相當大一批企業進行鎖定追蹤，試圖探尋出中國企業成長的要義。當海正藥業進入我眼簾時，其高成長的現實激起了我探詢深究的興趣。 領跑的力量 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浙江海正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海正”)是由浙江海正集團有限公司為主要發起人、聯合境內外七家知名投資機構、科研單位和醫藥企業共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并發行4000萬高科技A 股。一直以來，其良好的業績和持續穩定的表現，吸引了大批投資者關注。 作為國內最大的抗生素抗腫瘤藥物生產基地和主要化學原料藥生產出口企業，海正建有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和人事部批準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主要從事抗生素抗腫瘤藥、抗寄生蟲藥、心血管系統藥、抗感染藥四大系列原料及制劑的產銷研，其中8個產品填補國內空白，7個產品通過了FDA認證，5個為國家級新產品，4個產品被列為國家級火炬計劃項目，被業內公認為極具綜合競爭力的一流藥企。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1年，海正產值僅千萬元，利潤數十萬元； 至1986年，海正產值仍在千萬左右徘徊，利潤不過區區百萬； 18年后，2004年海正總資產增長至35億元，實現銷售收入20.54億元人民幣，利潤2.87億人民幣。 以1981年為基準計算，海正銷售年均收入增長26%，年均利潤增長高達32%；如果以1986年為基準，則銷售收入年均增長達34%，利潤的年均增長達37%。個別年份如2003年，海正甚至實現主營收入增長103.5%、主營利潤增長156.8%、凈利潤增長243.6%。其增長速度在中國75家醫藥上市公司中獨占鰲頭！ 海正的成長讓人印象深刻的不僅是數量擴張，其成長的穩定性及增長質量更了不起：在海正的歷史上，幾乎沒有過虧損，這充分顯示出海正業績增長的非凡穩定性；從增長質量看，海正的成長并不是高度依賴外在投入或各種關系尤其是依賴地方政府支持，而是更多依靠自身市場競爭力提升(建立在國際競爭力基礎上的核心能力)、依靠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比如，海正的藥品開發能力、其國際產品認證(FDA和COS)數量均在國內醫藥行業中名列前茅，海正的創匯能力曾在2003年、2004年連續排名第一。同時，海正還具有良好的資信，多次被評為AAA級資信企業。 也許正是因為海正不僅成長快速，而且行得正、走得直，海正成了證券分析師們一致看好的股市未來之星，作為唯一一家化學制藥企業與同仁堂(中藥)一同入選醫藥行業的“漂亮50”。在投資者的眼中，海正是“中國最好的醫藥企業”，并將前途無量！ 顯然，海正是醫藥產業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成長企業的縮影，就像海爾、聯想、華為、萬科在各自領域里代表著中國崛起一樣。區別于許多暴發企業的曇花一現，海正顯然是一家決心通過為社會創造價值進而實現自身價值的典范企業。長期穩定且高速的成長正是海正典范的最好詮釋。 而造就海正輝煌的則是其連續的復合增長。復合增長指的是一種連續的、平滑的增長。套用中國老百姓熟悉的一句話，就是“利滾利、滾滾利”式的增長。復合增長的奇妙之處就在于，連續的漸變會導致突變，丑小鴨會變成美麗的天鵝。 海正的成長，正是全球“復利力量”主導下的成長，是全球復利增長浪潮在中國的杰出代表！ 成長秘匙1：巨人肩上的后發優勢 　　一般來說，后發國家及其企業可以通過借鑒和學習先行的發達國家的技術來加快經濟增長，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就是后發優勢。譬如，以經濟總量翻一番的時間計，英國在1780～1939年花了58年，美國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韓國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國在1978～1987年僅僅花了9年。為什么越是后來的國家增長越快呢？當然就是因為后發優勢的發揮，說白了，后來者能夠更顯風流，是因為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海正的成長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懂得如何站在巨人肩膀上。海正的國際視野一直備受業內稱贊和認同。然而，有趣的是，海正走向海外卻并非自發主動的選擇。1981年，深受當地臺州地方文化的影響，海正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內第一批進入外貿領域的企業。然而區別于同期的其他外貿企業，海正一開始就顯現出個性：向國際要市場、要技術，做國際視野下的藥企的理念，似乎一開始就根深蒂固于海正的發展軌跡。至今，回顧海正發展歷史，每一步的成功都與其主動融入國際，善于向國際先進水平學習密切相關。 可是，事實上幾乎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及其企業都存在后發優勢，為什么只有少數國家以及像海正這樣的少數企業能夠成功呢？普遍與特殊之間似乎并不簡單，海正的答案有所啟迪：后發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還需要其他條件。 這些條件包括：和平的環境、開放的經濟、市場化以及尊重產權等。沒有和平的大環境，外戰抑或內亂會讓一個國家的后發優勢永遠沉沉睡去；有了國內和平的大環境，但對外經濟不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程度不足，信息閉塞，不能很好地向先進國家和企業學習，后發優勢同樣難以發揮。為什么印度是民主國家，俄羅斯搞了休克改革，但其后的經濟發展都不如中國？國際上的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其中重要的一條原因在于制度性建設的缺乏--盡管有了和平的環境，開放的經濟，但是國內市場化進程步履緩慢，對私人產權缺乏尊重等加大了企業發展成本，拖累了企業發展步伐，此消彼長的結果是國外資本乘虛而入，主宰國家的民族經濟，典型如“拉美化現象”。 作為后發優勢的必備條件，和平、開放、市場化以及對產權的尊重缺一不可。它是決定一個國家的企業能否充分發揮后發優勢，進而后來居上的先決條件。 點評： 　　開放、市場化、尊重私人產權，所有這些加起來其實就意味著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開始發揮對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這時候，我們需要的是把事情交給市場，結果將樂于所見--不是發達國家占優勢，而是發展中國家將迎頭趕上。而在這個從發展轉向發達的追趕過程中，最終剩下來的是類似海正這樣能夠最好地實現資本“復利增長”的企業，落后與成長緩慢的企業將面臨淘汰。 　　成長秘匙2：構筑比較優勢 　　從市場主體的角度思考，有三個決定成長游戲勝負的關鍵變量：一是要素成本，包括勞力、土地、能源等經濟要素的價格，決定了一個國家(地區、企業)的比較優勢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供選擇的技術路線和發展戰略是什么；二是組織和制度費用，理解為把經濟要素組織起來的規則與制度的確立、執行和運行費用。這一條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能否真正成為市場競爭優勢；其三是經濟要素的質量，特別是人力資源的技術和知識水平。這一條決定著一個國家、地區或企業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企業與企業、地區與地區、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歸根結底為成本與能力的競爭。設定其他條件相同，如果一個企業的生產要素價格相對較低，制度費用下降較快，而要素質量又能得到穩定提升，它就沒有理由不會在國際舞臺上脫穎而出。 勞動力成本 眾所周知，中國的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1/5，人均資金占有量也并不豐富，因此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密集的勞動力資源，沒有任何愛國者能夠脫離這一現實來討論中國發展問題。 海正能夠高速成長，首先在于它很好地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全球醫藥產業分工恰好說明了這點，原料藥制造業需要勞動力密集而中國的低廉的勞動力剛好契合了這個環節的需求，于是在密集勞動力的同時也自然密集了競爭力的優勢，因此中國越來越成為醫藥中間體及原料藥的“世界工廠”。目前，化學原料藥已占據中國醫藥工業總產值的1/3，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群，并且可以樂觀地預計，未來國內越來越多的生產和商業企業還將面對來自歐美企業迅速增長的加工貿易和委托生產需求。海正恰好把握了國際產業轉移的這一良機。 制度成本 當然，勞動力并非唯一決定成本的因素，因此企業還必須挖掘其他方面的潛力來實現成長最大化。如果光憑勞力便宜就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那為什么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工資最低，卻沒有表現出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呢？答案是當時的工資成本雖低，但制度成本高昂，因此抵消了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顯然，中國企業要打造國際競爭力，勞力便宜只是一方面，制度成本的降低也是必須考慮的關鍵。而降低的途徑有二：一是政府通過市場化、法制化的變革不斷降低度成本和交易成本，二則各家企業通過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來降低組織成本。 過去這些年的改革開放成績卓著，降低了企業的外部成本，而中國優秀企業的不懈努力也提高了自身的制度優勢。海正通過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努力提高組織資源的效率降低制度成本。白驊執掌海正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勞動紀律--上班不能離崗。很顯然，白驊真正想做的其實就是要降低組織資源的成本，提高效率。再到1997年的海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