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標采購是“看病貴”病源之一，我在給全國人大的議案中，共計列了六大病因和對策： 　　首先，醫院以市場為核心，生存幾乎全部要靠自己掙錢，大多數醫院成了牟利工具。他建議，國家設立一批政府全額投資的公立醫院，把藥房從醫院分離出來，醫藥費用國家統一制定，剩下的醫療資源交給社會資本去開辦，適應不同層次醫療需求。 　　其次，藥企低水平重復科研，造成大量資金浪費，而這些成本又被分攤到藥價上、拉升了藥價。他提議，今后同樣品種，只批準率先進入、規模大的2-3家藥企注冊，根治重復科研的痼疾。 　　第三，“大躍進式”的GMP改造不符合國情，作為發展中國家，藥廠硬件設施比歐美國家還好，國內每家藥廠硬件投資耗費均在2000萬元左右，產能成倍增長，依靠的主要是銀行貸款，最終“羊毛出在羊身上”。他認為，國家應停止審批新藥廠，限制過度競爭。 　　第四，流通環節管理落后、成本高，也反映在藥價上，每年藥品銷售3000多億元，降低3個點的管理成本，藥價就省出近100億元。 　　第五，內外資企業定價政策和稅率不同，使得民族醫藥工業喪失了企業競爭力，價格主導地位被賣高價的外資藥企占據。 　　最后，不合理的藥品招標采購規則極大加重了企業負擔，光資料費、中介費一個藥廠就要花超過1000萬元。而中標藥品往往在醫院用不了多久就消失。“當年招標采購政策推出太倉促了，滋生了許多新腐敗。”郭家學稱，其實國家已多次對醫保目錄內的藥品進行調價，對這些藥品完全沒有招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