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作為我國科學技術的重要內容和衛生事業中獨具特色和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受到歷任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關注。1958年，毛澤東主席在《衛生部黨組關于組織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總結報告》上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1978年，鄧小平對中共衛生部黨組《關于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后繼乏人問題的報告》上批示：“這個問題應該重視，特別是要為中醫創造良好的發展與提高的物質條件。建議以中央名義加一批語轉發下去。”江澤民主席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既要認真繼承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又要勇于創新，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促進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實現中醫藥現代化，更好地保護和增進人民健康。” 此后，《執業醫師法》、《藥品管理法》、《中藥品種保護條例》、《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等與中醫藥有關的法律及法規相繼頒布，旨在規范中醫藥行業規則。但值得注意的是，因為中藥產業的特殊性，在規范的同時，應注意對民間醫學優秀精華部分的保留，及對特殊人才的認可；在保護藥用動植物物種同時，應注意發展種養殖業，做到中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在發展用儀器分析、鑒定中藥同時，重視傳統藥物鑒定方法，并使之得以保留并傳承。 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中醫藥產業的發展。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要求各方面要積極發展中藥產業，推進中藥生產現代化；1999年，國家科技部等部委確立了“中藥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選擇“中藥科技產業”作為切入點，全面推動我國中藥產業的發展；200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藥創新中心，并擬定把香港發展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讓中醫藥通過上海和香港更快、更好地走出國門；2002年國家計委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出了現代中藥產業化專項的實施要點，所有這些措施對推動我國中藥現代化步伐將產生極大的作用。 這些政策的出臺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為中藥產業國際化提供了強大的支撐。但國際化的過程中，應注意與各國政策法律的適應，尋找目前中藥進入國際市場的可能途徑，而不應超越當前各國具體情況，以免花費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卻達不到既定的目標。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名譽所長周海鈞認為，雖然美國FDA在審批藥品上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和經驗，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法規，有一批高質量的評審人員，新藥上市是經過嚴格科學審查的，但這只適用于化學藥和現代生物藥。對于植物藥和中藥來說，FDA既無經驗，又無法規可循。中藥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產物，由于美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美國在短期內還不太可能接受中醫藥。因此，目前中藥并不必強調必以藥品通過FDA作為國際化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