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軍：安徽醫科大學校長、安徽醫科大學皮膚病研究所所長，其率領的“銀屑病遺傳學研究”榮獲2005年“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 　　楊森：安徽省基因研究重點實驗室和教育部重要遺傳病基因資源利用重點實驗室遺傳資源部主任，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皮膚科主任 愛心助學，很值！ 　　“神往一對領頭雁，學界舞翩躚；感激兩位好老師，教壇恩澤遠。祝張老師與楊老師節日快樂！”今年教師節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一，安徽醫科大學（以下簡稱安醫大）校長張學軍這天一早剛打開辦公室的門，就看到了這張深紅色的卡片，落款處20個學生的簽名寫得整整齊齊。張校長端詳了片刻，綻放出快樂的笑容。 　　這不是一張普通的賀卡，那20個學生簽名，讓張學軍回想起今年2月那次捐款助學典禮上，那一張張寫滿了對知識渴求的貧困而倔強的臉。作為一個皖西農民家庭的兒子，張學軍早已深深地體會到，從一個窮困的農家孩子成長為國家棟梁的艱辛。 　　從無知的農村娃娃到人民解放軍的衛生班長，從農村基層醫院到考上大學、留校工作，直至后來成為國內乃至國際上研究皮膚病的知名專家，張學軍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人生的巔峰。他深情地告訴記者，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應歸功于黨和人民的培養，這種飲水思源的念頭在他心底一直都沒有磨滅。今年新春開學以后，他就和愛人楊森商量，從個人儲蓄中拿出10萬元人民幣，以老師的名義捐贈給安醫大20名品學兼優的貧困大學生，每人5000元，幫助他們完成學業。 　　作為內地的大學老師，這10萬元并不是小數目，難道捐出去以后不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嗎？面對記者的疑問，張學軍回答說，這些錢能幫助20個學生完成大學學業，很值！“我希望別人不要說我作秀，希望這10萬元能感召更多熱心教育的人，不要使一個大學生因貧困而輟學。”當然，作為老師，張學軍亦希望那些受捐的同學能在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懷有仁愛之心，去幫助那些同樣需要幫助的人。安醫大宣傳部部長朱梅福向記者透露，其實張學軍捐款助學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１９９９年，張學軍被評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時，就曾拿出６０００元獎金捐助１２名“春蕾計劃”女童，幫助她們讀完小學。２００３年，張學軍又拿出２萬元個人收入，捐贈給安醫大張錫琪獎學金。 　　與張學軍提起他和太太楊森這些捐款助學的往事，張學軍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溫情：“因為我有一個好太太，她比我更心疼這些孩子，她是我的黃金搭檔。” 心有靈犀的“表面”工作 　　今年1月9日，一年一度的“中華醫學科技獎”頒獎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來自安徽醫科大學皮膚病研究所的“銀屑病遺傳學研究”榮獲一等獎，當張學軍和楊森上臺領獎的時候，臺下爆發出持久而熱烈的掌聲，這對研究皮膚病的伉儷學者頓時成為大會的焦點人物。因為，在醫學領域夫妻兩人是同行并不稀罕，稀罕的是夫妻倆都從事同一個專業的研究，而且都是該領域中響當當的人物。 　　皮膚是覆蓋在人體表面的組織，從事皮膚病研究的張學軍偶爾自嘲做的是“表面”工作。他與楊森大學畢業以后就開始從事皮膚病的研究，直到今天的桃李滿天下。在皮膚醫學界，提到張學軍必然要提到其愛人楊森，因為共同的愛好、共同的專業，已經把他們融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據記者了解，張學軍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復雜性皮膚病的遺傳學研究，建立了銀屑病和白癜風等10種皮膚多基因遺傳病的遺傳資源庫，搶救、保護和儲備了我國皮膚病遺傳資源，為克隆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和研發藥物奠定了基礎。安醫大皮膚病研究所歷時5年時間，廣泛地收集了尋常型銀屑病核心家系260個、單發病例2600份、正常健康對照3000份，同時建立了國內第一個銀屑病遺傳流行病學檔案資料庫及DNA樣本庫和銀屑病資源調查協作網。 　　“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績，與楊老師的努力分不開。”因為張學軍一直從事基礎性的研究工作，臨床經驗并不豐富，而愛人楊森從在基層醫院工作到成為大學教授，都是在臨床一線鍛煉成長的，因此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安醫大皮膚病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告訴記者，“張老師和楊老師的合作，使我們的臨床與科研配合得相當完美。在我們的團隊中，從事臨床工作的人員特別重視對少見病例和特殊疾病‘家系’標本的采集，尤其重視對先證者（首次來看病的患者）的拍片、化驗以及組織學檢查，以為科研提供第一手資料；而從事科研的人員則積極地對臨床提供的原始資料進行系統分析和研究，并將結果及時反饋到臨床，從而促進臨床技術的提高。”張學軍和楊森夫妻倆互相學習互相補充，使安醫大皮膚病研究所整個團隊充滿了凝聚力。“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銀屑病‘家系’。”張學軍自豪地說。 　　“我們寫的文章會請對方幫忙校對、提意見。”張學軍告訴記者，他們早就養成了互相給對方文章“挑刺”的習慣，而對待像自己孩子一樣的學生，夫妻倆則有一套“家法”。“關愛務必細，要求務必嚴”——無論多忙，張學軍和楊森每周至少要和學生們交流一次，及時糾正他們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并培養他們樹立團結協作的科研精神。 　　“我們培養研究生的過程是這樣的，上過基礎課程以后先在實驗室工作一段時間，然后到臨床，之后再回到實驗室。實驗室這邊我來把關，臨床那邊由楊老師負責。”張學軍似乎并不習慣直接叫愛人的名字，而經常像個學生一樣禮貌地稱她為“楊老師”。 　　對貧困學生施以愛心援助、對同一個專業傾注同一份熱忱，有人這樣評價張學軍和楊森：“他們有一種書生般的純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