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陸美國紐交所。首日開盤價16美元，比發行價上漲近22%，收盤價為17.55美元，比發行價上漲30%。 　　紐交所，歷來以其對企業環境的挑剔、對企業管理的苛求著稱于世，進入這個市場，不單是對一個企業綜合實力的考驗，同時也檢驗著這個企業所在行業和市場環境的盈利能力。邁瑞在紐交所大受追捧，這充分反映出，國際投資人對中國醫藥市場的強大信心。 　　海外資金為何對中國醫藥市場情有獨鐘呢？ 　　據平安證券預測，在中國現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變的條件下，以現價計算，2007年中國醫藥工業總產值將突破6000億元人民幣，與今年相比，同比增長15-16%；藥品銷售收入則將達到2700億元人民幣左右，同比增長8-9%。未來，外資企業的市場份額將會快速提升，醫藥商業將會重新洗牌。 　　看來，隨著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未來中國醫藥市場已經成為全世界投資者向往的樂園。面對蜂擁而至的國際資本巨潮，中國是來者不拒，還是因勢利導地加以利用呢？ 　　合理分流是關鍵 　　正如重慶長龍集團的惠民聯盟的組成結構一樣，中國的醫藥市場主體實際上也可以分為醫藥生產企業、醫藥流通企業、醫療機構和醫藥消費者四大部分。 　　目前，國際資本普遍看好中國市場，但只要有利可圖，資本將無孔不入、無所不為。但是作為公共服務事業，醫藥行業卻有著非常濃厚的公益色彩。那么，這樣一種屬于社會公共產品領域的事業，應該如何利用趨之若鶩的國際資本呢？ 　　“在國際上，政府直接和全部提供并購買醫療衛生服務的國家很少，只有歐洲少數一些最為發達、國土面積很小、人口很少的高福利國家這么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余暉在一次有關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論壇上說，“大多數國家都借助于政府和市場之間一種合作性的制度來分配醫療衛生資源。” 　　為此，余暉主張社會公共部門與私人機構聯合起來，建立一種長期伙伴合作關系共同提供公共醫療服務。 　　“這種伙伴關系通常需要通過正式的協議來確立，并且還要接受政府有效率的依法監管。”余暉說，“伙伴關系包括特許經營、設立合資企業、合同承包、管理者收購、管理合同、國有企業的股權轉讓或者對私人開發項目提供政府補貼等。” 　　記者同意余暉公私合作的觀點，在這一點上，重慶長龍集團所從事的“惠民聯盟”就擁有強烈的公司合作的性質。但根據長龍集團正在試行的創新經驗，公私合作是否還應該把公與私各自負責的領域分清呢？ 　　比如在醫藥生產領域，政府一定要嚴格把關，控制質量，但在資本的來源上，是否有必要進行詳細區分(中藥領域，根據我國加入WTO時的約定不能對外資開放，但可以鼓勵民資進入)？ 　　在醫藥流通領域，為降低終端消費者的消費成本，根據長龍經驗，是否可以完全放開給社會資本甚至外資開展競爭性經營，或者由醫藥企業直接搞直銷是否可行？ 　　對于醫院，是否應該醫藥分離？政府能完全撒手不管嗎？目前，處在風口浪尖上的醫院改革究竟應該怎么改？ 　　不要把醫院當國企 　　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20年，但是回首20年走過的路程，有多少社會公眾認為它是成功的？2005年底，一份關于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犯了方向性錯誤的報告在全社會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反思這一改革。為什么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能享受到的醫療衛生服務離人們愿望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政府不滿意：投了那么多錢，還是挨罵；醫生護士不滿意：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收入貧富不均；醫藥消費者不滿意：看病、抓藥貴得要死。 　　為了解決這種情況，有人干脆提出，既然國際資本都在盯著中國的醫藥蛋糕，索性對醫院進行企業化改革。 　　“醫療服務市場是一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市場，消費者沒有能力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作出充分的評估。這也就是說市場機制沒有辦法來評估醫療機構的業績。”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張春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次研討會上說，“所以，不能把醫院當成國有企業來改，不能把國有企業改革的那一套搬到醫院里面去。不能搞承包制、計件工資和產權改革。” 　　張春霖分析道，一個造高壓鍋的企業，高壓鍋擺在貨架上沒人買，就說明你做得不好，最后你就得破產。但醫療服務不是這樣的。張春霖覺得，在現在的體制環境下，尤其是付費機制沒有理順的情況下，產權還不是問題的要害，單純的產權改革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反而會帶來嚴重的負效應。 　　張春霖的觀點直接來源于他對醫藥衛生事業本質的思索，值得參考。 　　確實，醫療衛生體制畢竟是為社會民生服務的公共事業，它追求的是整個社會群體的健康生存水平。這種事業的終極關懷是人道關懷。在西方，這一事業最早是由教會從事的類似福利建設。 　　“醫療和教育是很特殊的，必須強調公平性。”張春霖認為，“所謂公平性，其實就是說收入高的人要出錢給收入低的人看病。這種‘大鍋飯’和‘平均主義’是社會的穩定器，是整個改革能夠持續進行的必要條件。” 　　分析出了醫療體制改革的本質，那么醫院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明確了，一定不能讓資本的逐利性滲透進醫院的血液里，否則牟利將成為醫生的天職！ 　　這樣看來，醫院改革的首要問題不是如何引進資本的問題，而是如何消除其營利動機的問題。從這個意思上說，目前首先應該做的就是醫藥分離！ 　　流通領域需督導 　　實際上，進行了20年的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并不是一無是處的。這些年，我們在醫藥生產領域順利引進了不少戰略投資人，如河南天方藥業引進了日本住友、華北制藥引進了荷蘭DSM公司。有一些外資企業還紛紛在中國獨立設廠，如投資無錫的阿斯利康、投資天津的葛蘭素史克等等。 　　實踐證明，非國有資本進入西藥生產領域是有利于市場健康發展的。但是令人擔憂的是，在醫藥流通領域，除了重慶長龍集團的惠民聯盟外，目前還沒有出現更多積極有為的動向。 　　據記者調查，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實行的是嚴格的三級批發站管理體系。到了上個世紀末，三級批發模式瓦解，醫藥分銷從此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但2000年以后，醫藥分銷行業慢慢整合，通過購并形成了2家全國性的公司和10家區域性的公司。 　　目前，中國醫藥領域傳統分銷業盈利能力已經大大下降，市場集中度跟發達國家的成熟的市場格局相比更是明顯存在先天不足。 　　據統計，美國醫藥批發業前3家市場份額總和為95%。而我國前3大醫藥流通企業的市場份額只約為20%，前10大醫藥流通企業的市場份額也只有37%。 　　在這種情況，各路資本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彼此之間壁壘森嚴，為此沒有一種力量能將醫藥流通與公共福利結合起來，更沒有一種有效的平抑價格(買藥少花錢)的約束機制。 　　“醫療衛生服務是一個公認的存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領域。基本的經濟學理論表明，在存在高度信息不對稱的領域里，政府的適當干預是非常必要的，否則市場機制將出現嚴重失靈。如果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將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率損失和社會福利損失。”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發展戰略室副主任張安在一次論壇上也說，“政府干預的方式包括直接建立公立醫院提供服務、出錢購買服務(直接補貼消費者或直接補貼醫院)，或對各類不同性質的服務提供者進行基于統一規則的監管。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改革經驗表明，監管是效率相對較高、成本最低的一種政府干預方式。” 　　張安副主任關于監管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醫藥衛生市場可以引進外資、可以利用民間資本，但是一定要有政府的高度監管。 　　重慶長龍集團的經驗給我們一啟示，因為它首創了一種將企業利潤與百姓富利相結合的醫藥商品流通機制。但是，這種創新卻不能簡單地復制到全國去。因為，在這種“惠民聯盟”中，醫藥消費者的福利還沒有得到一種強有力的法律或制度保護，因為沒有政府監管，沒有監管規則。 　　長龍集團的“惠民聯盟”為中國醫藥流通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如果推廣，確實還需要有一套量化了的、可操作的政府督導規則。